染雾多情的诗坛翘楚余光中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 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21岁时离开祖国大陆到台湾，64岁时终于踏上故土，结束了对祖国母亲“白发上头的海外遗孤，半辈子断奶的痛。”的呼喊。在台湾，余光中从青涩的讲师变成历经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老前辈。在他诸多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移居海外的游子，一个思想透彻的智者，一个作为果敢的勇者，虽然少年起便经受动荡，而个性却日趋温和厚道，老得漂亮，老得可爱。
带着对“乡愁”的印象，记者见到了余光中先生。他满头银发，身材瘦削、着粉红色衬衣，完全出乎了许久以来我心中为他精心勾勒的画像。他没有我想象中的忧郁，更没有我想象中的严肃深沉。相反，余先生和蔼可亲、精神矍铄，我们整个访谈过程都谈笑风生，其睿智和真诚处处可见。
这位用邮票和船票表达了自己浓郁思乡之情的诗人，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占据了诗坛一席之地。他脍炙人口的《乡愁四韵》曾被七八个音乐界人士谱过曲，包括罗大佑、李海鹰等也唱过这首诗。作为一个诗人来讲，诗比人先还乡是对诗人最大的安慰了。
余光中先生生于1928年的重阳节，所以他自诩为是茱萸的孩子，生在这样一个有诗有酒的日子里，他的一生也的确与诗文相伴。余先生称他的生命有四度空间，即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和翻译，它们共同为余先生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美感世界。
幽默的诗人
凡是和余光中先生对过话的人无一例外地会有同一种感受――快乐和愉悦，余先生的幽默随处可见。
他说，诗与散文不一样，诗是专业文体，专门用来抒情。而散文的任务很杂乱，可以用来应付生活中很多事情，比如写书信、记日记、写报告等。他打了个比喻说，诗是情人，专用来谈情说爱;散文是妻子，一会儿要进厨房，一会儿要管小孩子。
当我们问到余先生的作品入选教材，有何感想时，余先生如是说，这是一个鼓励，让他感到光荣，感到责任重大;同时又觉得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他举例说有一次他参加一个婚礼，一位中学生认出了他，奇怪地说“这个人不是早死了吗?”。原来这位学生的课本里有余光中的诗，而余先生的诗位置介于孟子和诸葛亮文之间，所以学生才会疑惑，这位和孟子、诸葛亮“同行并作”的人怎么可能坐在这儿喝喜酒呢?”而余先生作为一个古稀老人，拿自己的死当笑话来讲，让我们感到，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位哲人了。谈到旧体诗和新诗，他说自己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寂寞时，就会吟诵中国古典诗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吟咏李白的诗;而若是骑着马，那么最好吟咏王维的诗――他们的速度是有区别的。”
这次到山东，余光中和夫人范我存有时间去了一家书吧，吸引了很多读者都拥过来与他签名、合影，再加上现场还有众多媒体采访，场面有点儿乱。当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挨在他身边与他合影留念时，他不失时机地、从容地说了一句，“这是换汤不换药”，本来紧张的气氛被他这么一句话润泽开来，大家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许多。
余光中一向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保持民族的想像力和表达力。一个民族要产生一个大作家，必须保持想像的活力，能够敞开心扉，接纳万物，能够跟万物交流。真正的诗人他的本领在哪儿，他应该能在一个混沌不清的世界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并把它表达出来。”以此看来，想像的活力不但成就了他在诗坛上的造诣，更凸显了他幽默风趣的本色。
夫妻情
余先生说他一生的际遇可以用“女性”来说明，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这位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在生活上却是一夫一妻，白头偕老。
据闻，余光中先生和夫人范我存女士自小就青梅竹马，这次采访使我们有机会对这一说法进行求证。余先生更正说，“其实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是初中的学生了，真正的'认识是到了台湾。”原来，范我存女士是余先生三四十个表兄妹中的一个表妹，虽然这样，但他们从小只在南京见过一次面后就失散了，一直到台湾之后，他们才认识。说起和夫人的那段恋爱史，原本在人们想象中情感奔放、浪漫、洒脱的诗人却显得羞涩拘谨。范女士在一旁解围说，“他一直都是这么内向的，一般在人们想象中诗人的浪漫应该是一天到晚找女朋友，不停地恋爱，还要抽烟喝酒什么的。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诗人也不一样，有的诗人从外表上看可能会给人那种感觉，但余先生的浪漫是你从他的诗里读到的。”
与我们的交谈中，余光中和他的夫人都是用娴熟的普通话交流，但在家里，他们用的却是标准的四川话。原来，抗日战争时候，范我存女士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四川读的，而余先生整个中学段也都是在那里完成，四川话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二个母语。所以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在台湾见面时，就很自然的用四川话来对谈。我们于是追问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是如何用四川话来交谈的，范女士立刻将这个难题抛给了余先生，余先生认真地回忆说，“第一个反应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先是相对一笑，然后她就用四川话说‘原来你是我的表哥呀?’余先生纯正的川话惹得众人大笑。正当大家疑惑俩人竟然相见不相识时，旁边范女士的解释却让我们更觉这位老人的可爱之处，“我当然知道他是我表哥，刚才是他编出来的，这也正是他机智的表现。”余先生面对余夫人的不近人情抗议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当面揭穿我的谎言呢?!”众人哄堂大笑，无一不深切体会到他们相濡以沫、琴瑟和谐的感情生活。
可能是余先生对祖国长时期的眷恋与乡愁，使他对旅游情有独钟。余先生说过，如果要旅游，他一定会请苏东坡，像杜甫太严肃了，李白有点不负责任。在古代的这些文人里面，只有苏东坡是最多才多艺的一位，既有儒家的执着，又有道家的豁达，而且他的个性又非常地亲切、幽默，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当然，这只是想像中的惬意，不过眼前能够弥补这一憾事的倒有一人，那就是他的夫人范我存女士，他说“她是一个地图宣读员，还是一个导游，记性又好，还是一个记忆库，同时还是一个摄影者、摄像者，偶尔还可以用来公关……”在场者无一不开怀大笑，自此也发现了余先生除了做学者之外的另一个长项――知人善任，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父女情
余先生除了有一位非常心爱的夫人，同时还有四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名字分别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余先生称，在家里，这些“珊”简直可以排出一个珊瑚礁了。
他对自己的女儿非常疼爱，有时甚至唯恐自己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飞出去控制不了她们。这种忧虑和不安在女儿们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通过一篇叫《我的四个假想敌》的文章显现无疑。在里面他把四个未来女婿想成自己的对手和敌人，想尽各种办法和他们搞斗争，对付这些外来侵略者。那么今天，当这些假想敌都已经成为真的敌人了，余先生早早设下的那棵“盘地的树根”绊倒敌人的脚了吗?余先生如是说：“那也没有，可以说虚惊一场，这四个假想敌还没有完全出现，现在女性很多都很独立，晚婚的很多，四个女儿只出嫁了百分之五十而已。以后我还得全身戒备，虽然有一点为时已晚了。”对于这些“偶尔路过，却一伸手就来摘果子”的小子，范女士却不是那么讨厌，因为她觉得“家里头多了一个男人，比较不一样，他(余光中)每次洗车的时候都抱怨没人来帮忙，因为女孩子比较不帮忙，男孩子比较会来帮助洗车。”即便如此，余先生却显得并不买账，他怨言“她(范我存)当然不一样，她本来就是里应外合，她是帮着那些人的，我在家里的地位是岌岌可危，腹背受敌。”
尽管余先生有诸多“怨言”，但他在家里还是很受照顾的。他常常形容自己住在家里是住在女生宿舍，而且自封为“舍监”。虽然这位“舍监“并没有尽到职责，放进来了两个“坏小子”，但余先生对女儿们的表现还算基本满意。“她们倒是没有那么乖，不过呢，女孩子是比较文静，不会那么吵闹，而且比较护家，在晚餐桌上也没有人跟我争酒喝。”这位有着渊博学识的老人，却总掩饰不住天真性情的流露。
故乡情
“怔对水和田壮阔的镜头，一刹那剧烈地感受，白发上头的海外遗孤，半辈子断奶的痛。”余光中这首30年前在香港艺术中心看到水和田黄河摄影展后创作的《黄河》，曾经让朗诵者童自荣潸然泪下，在雄浑的音乐中，仿佛听到了黄河的咆哮和一个游子对祖国母亲深情的呼喊。
这样的呼喊直到1992年，终于唤起了祖国母亲的回应。应中国社科院外研所之邀，余光中回到了魂牵梦绕的中国，讲演《龚自珍与雪莱》，紧接着请柬纷至沓来，他回乡的步伐自此越来越频繁，近乎一年一趟。令他难忘的是1995年，他回母校厦门大学参加校庆并讲演，与老校长汪德耀先生在庆典会上重逢。余光中回台后写下了绝唱《浪子回头》，“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一百六十海里的海峡，为何，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另一次要数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7卷本“诗歌散文集”，他足遍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和北京，为他的诗迷们签名。余光中回忆说“我小时候就是个南方人，长江以北就没有来过。来到东北，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但我不觉得陌生，因为到关外，我就想起抗战时候唱过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万里长城万里长》的歌。每次唱这些歌，都觉得很亲切，甚至有的时候要流泪。无所谓华南、华北还是关外，全是中国，那是同样强烈的民族感情。”“2003年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在福建常州永春等地举行。当演员与余光中交流他的作品该如何朗诵，余光中回想起《黄河》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时，声音哽咽了，“我是在下游饮长江水的孩子，黄河的奶水没有吮过一滴。”余光中说，那时他除了写诗，不知道还能以什么方式感觉到与“中国”有联系。
如今的余光中，在历经半个世纪后终于跨过了空间带来的“乡愁”，在旁人看来，古稀之龄能经常回故乡一探是幸福的，但余光中明白，其实那浓浓的乡愁，并不是回几趟故乡就能消解的，面对着悠远而丰满的中华文化时，深深沉浸在心头的是一种时间与文化的乡愁。假如生命是一条河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源头，人的一生中无论你怎样的辗转漂泊，最后都将漂流入海，我们共同期待着，余先生的乡愁与海峡两岸人民的乡愁能早日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