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的鉴赏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为研究唐代雕塑艺术、音乐舞蹈、人物如实提供了宝贵资料，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

制作技术

综述

唐三彩是唐代独特的一种低温釉陶工艺，因以绿、黄、蓝三色为主故名，制造时入窑两次，先烧釉，釉以铅为熔剂，高温下呈玻璃状可流淌。唐三彩正是利用这一特点，使不同色釉于高温下交混，制造出绮丽的艺术效果。

整套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系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之极品。

胎体工艺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的胎骨为瓷土胎，胎体装饰上则是采用了先刻花后填彩的手法。

施釉技法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在施釉技法上主要采用了“分区施釉法”和“点染融彩法”。前者是指器物上单彩、双彩和三彩的痕迹同时存在；后者则是借鉴了国画中的水墨晕染的手法，在陶器表面点上釉色以出现斑驳淋漓的效果。

进一步说，这件器物在施釉手法上主要采用的是“溜釉法”，即采用勺子等容器盛满釉汁从器物周围慢慢溜挂以施釉。在上釉过程中，由于唐三彩的釉流动性很大，玻璃质感较强，不同颜色的彩釉便会相互掺杂和融汇，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效果，而这也是唐三彩的精妙所在。

造型制作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使用了模制法、雕塑法和粘接法。唐三彩的模制法主要受铜器制作的浇铸翻模法影响，通常来说，模制分为单面模和双面模，该器物的骆驼为左右合模，骆驼载着的乐俑则是前后合模，因此骆驼和人物之间的接合需要运用粘接法。而且整件器物许多局部经过了工匠的精密加工，也就是运用了雕塑法加以深入。

文物鉴赏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构思精巧、造型夸张、做工细致，充满着艺术的想象和浪漫的气息。唐代艺术家用浪漫的手法将舞台设置在驼背上，可谓匠心独具。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个个生动鲜活，连骆驼也显得沉稳有加，好似踏着音乐节奏徐徐行进。伎乐俑眉目刻画清晰，姿势各异、神情专注。特别是执拍板俑，侧耳凝神，像是被那美妙音乐所陶醉，栩栩如生。

该俑釉色鲜明亮丽，协调自然，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作品上的釉色虽然已有星星点点的脱落，但其生动逼真的造型，协调的比例依然传神。略显暗淡的釉色自然而柔和，釉中开片细而均匀，釉面的突起感、翘起感如早春新叶上细致的的纹路一样，既显轻薄，又十分干净。

文物价值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丝绸之路上商贸、文化、音乐等领域的兴盛与交流场景，为后世展开了一幅精美绝伦的民族间文化、音乐融合的真实画卷，对研究盛唐音乐、歌舞、服饰、文化交流参考价值重大。

从作品上看，乐俑所用的乐器基本上都是胡乐，而舞乐者均是穿着汉人衣冠。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特点，指出这组舞乐俑的形象有别于胡舞，应是盛行于开元、天宝时的“胡部新声”。三彩骆驼载乐俑所示七种乐器中的琵琶、箜篌等都由西域传来，成为西域音乐东渐的有力证明。

不同于唐代早期偏重于素色的配色，该器物上釉主要是以浓重强烈的颜色为主，而且色彩层次分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时期的世俗风气，标志着唐三彩技术的成熟。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是一件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稀世艺术珍品，它不仅代表了当时唐三彩制作的最高水平，而且反映了唐代的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气概和蓬勃的生命力。

文化寓意

自从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中国内地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流就以此为动脉流动不绝。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所持乐器基本出自西域，而演奏及舞蹈者皆为汉人。他们演奏和歌唱的，很可能是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

胡部新声有别于纯粹的胡舞，传自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在唐代，西域的西凉、高昌、龟兹、疏勒等地民族音乐已十分成熟，经改造传入长安后，立即受到人们喜爱。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升胡部于堂上”，后又专门下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胡部新声在长安风靡一时。

另外， 唐三彩俑的创作上也体现了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尤其是南亚的印度文化。唐代佛教文化盛行，因此随着佛像造像艺术在中国的普及，佛教的石窟艺术对三彩俑的人物造型有着深刻影响，并为三彩俑人的造型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模式，这点从三彩骆驼载乐俑的端庄秀美的人物外貌上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