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宋代易图的流变论文 篇一
宋代易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形式，以图画的方式表达思想和情感。它在宋代达到了高峰，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们流行的艺术形式。本文将探讨宋代易图的流变，即它在宋代的发展和变化。
首先，宋代易图的流变表现为主题和内容的多样化。在早期宋代，易图的主题主要是描绘自然景物和人物形象。这些图画通常简洁而富有诗意，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思考。然而，随着宋代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变迁，易图的主题逐渐丰富起来。除了自然景物和人物形象，易图开始表现社会现象、政治事件以及历史故事等。这些变化使得宋代易图更具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其次，宋代易图的流变还表现为形式和技巧的创新。早期宋代的易图多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色彩为特点，注重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思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图的形式和技巧逐渐丰富和复杂化。例如，宋代易图开始采用更多的色彩和细节来表现画面，增强了视觉效果。同时，一些新的绘画技巧也被应用到易图中，例如透视和光影的运用。这些变化使得宋代易图更加精致和艺术化。
最后，宋代易图的流变还体现在艺术家群体的扩大和交流的增加。在早期宋代，易图主要由文人士大夫们创作，他们通常是政治家、学者或文化名流。然而，随着宋代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变迁，易图的创作不再局限于这个小群体。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也开始涉足易图的创作，并且易图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和广泛。这种扩大和交流使得宋代易图的流变更加多元化和充满活力。
综上所述，宋代易图在主题和内容、形式和技巧以及艺术家群体和交流等方面都发生了流变。这些变化使得宋代易图更具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也为后世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易图的流变论文 篇二
宋代易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形式，以图画的方式表达思想和情感。它在宋代达到了高峰，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们流行的艺术形式。本文将探讨宋代易图的流变，即它在宋代的发展和变化。
宋代易图的流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首先，从主题和内容的角度来看，易图在宋代逐渐从描绘自然景物和人物形象的简洁风格转向了更加多元化的表现方式。这种变化使得易图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和历史的变迁，同时也更加符合文人士大夫们的审美趣味。
其次，从形式和技巧的角度来看，宋代易图在绘画技巧和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创新。早期的易图通常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色彩为特点，注重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思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图的形式和技巧逐渐丰富和复杂化。透视、光影、细节描绘等技巧的运用，使得宋代易图更加精致和艺术化。
最后，从艺术家群体和交流的角度来看，宋代易图的创作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们这个小群体，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也开始涉足易图的创作。易图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和广泛，艺术家们之间的互动和启发为易图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动力。
综上所述，宋代易图在主题和内容、形式和技巧以及艺术家群体和交流等方面都发生了流变。这些变化使得宋代易图更具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也为后世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宋代易图的流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欣赏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
宋代易图的流变论文 篇三
宋代易图的流变论文
提要：本文结合笔者十多年的易图学专门研究成果阐述了宋代《河洛》、《先天图》、《太极图》和《卦变图》四大易图的流变情况，解答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指出：为了能准确地阐述宋明理学，就需要汲取宋代易图学的专门研究成果。
先见于北宋的易图主要有：刘牧《易数钩隐图》中的黑白点《河图》、《洛书》；郑夬《明用书》中邵雍的《伏羲八卦图》（即是《先天图》，经朱震采入《周易图》）；二程所传周敦实《太极图易说》中的周子《太极图》（经朱震采入《周易图》）；朱震《周易图》（后人更名作《汉上易传卦图》）中所列李廷之两幅《卦变图》。这些易图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流变，以至于演变出不少新的易图。本文旨在以笔者多年研究易图学的专题成果阐述一下这四大易图的流变情况，以彰显宋代易图的来龙去脉，此举或许会对阐明宋明理学有所裨益。
一 《河图》、《洛书》的流变
今见于《道藏》中的《易数钩隐图》为三卷本，而《中兴馆阁书目》记作一卷，且曰：“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两仪以下至于河图，凡六十四位，点之成图，于图下各释其义。”俞琰《读易举要》记作二卷，且曰：“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今见三卷本，对于八卦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卷一曰“太极者一气也┄┄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备七八九六之成数，而后能生八卦。”（并且针对“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谓：“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这就是说，八卦是由太极一气步步生来，此为一说。卷下列《河图》（九宫数图）、《河图四象》、《河图八卦》等图，曰：“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出图，洛出书，在作易之前也┄┄龙图止负四象八纯之卦┄┄河图八卦垂其象也，故可以尽陈其位┄┄仲尼称‘河出图，洛出书’，于宓牺画易之前。”这就是说，八卦是伏羲准《河图》画出来的，此又为一说。北宋时期有彭城刘牧与三衢刘牧，前者字长民，宋真宗时为太常博士，后者字先之，宋神宗时为尚书屯田郎。如果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为黄黎献之师彭城刘牧撰，则《河图》、《洛书》就未必出于其手（有后人窜入的可能）。至于今见《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作《先儒遗事》，南宋郑樵就已经怀疑非刘牧撰（谓出于陈纯臣）。是书列《太皞氏龙马负图第一》，图说谓八卦由此图生出曰：“天一起坎，地二生离，天三处震，地四居兑，天五由中，此五行之生数也。且孤阴不生，独阳不发，故子配地六，午配天七，卯配地八，酉配天九，中配地十，既极五行之成数，遂定八卦之象。”而《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则又谓八卦之由来曰：“原夫八卦之宗起于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数也，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布于亥上成乾；金数九除三画为兑，余六画布于申上成坤；火数七除三画为离，余四画布于巳上成巽；木数八除三画为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显然，二书如果是同一位刘牧撰，怎么会对八卦的由来有如此不同的多种说法？由此看来，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刘牧，既然说“河出图，洛出书”是“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而且说八卦是由太极一气步步生来，那么，他就不会主张八卦是“圣人则之”什么“图书”画出来的。进一步说，他也不会造出什么黑白点的“河图”与“洛书”（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卷一《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二图，到了卷三就改名作《河图四象》、《河图八卦》。卷一《两仪得十成变化》图，到了卷三就改名作《十日生五行并相生》，而卷三所列两幅“洛书”图，正是卷一《两仪得十成变化》图的生成数分列图）。这就是说，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不全是彭城刘牧的作品，而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出于彭城刘牧之后。经考察，《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重六十四卦推荡诀第二》之图说就是《道藏?周易图》中范谔昌的《四象生八卦图》之图说。范谔昌是三衢刘牧之师，活动于宋仁宗年间（非为彭城刘牧之师）。即便是范谔昌亦谓“四象生八卦”，不说八卦为圣人则之黑白点《河图》而画。对此，我们的结论是：黑白点《河图》、《洛书》不出于彭城刘牧，也不出于范谔昌，更谈不上出于陈抟（似乎有可能出于三衢刘牧）。
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之《河图》为“九宫算”变黑白点之图，而“洛书”则有两幅图（一为《洛书五行生数》图，一为《洛书五行成数》图），时至李觏著《删定易图论序》，则将二幅图合而为一称之为《洛书》。
时至朱熹著《易学启蒙》，则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中的《河图》更名作《洛书》，把李觏书中五行生成数《洛书》更名作《河图》。
时至明代章潢结集《图书编》，则出现“古河图”与“古洛书”。原来，元代吴澄对黑白点图书的载体问题“直以为马负一片之图而出于河，龟负一片之书而出于洛”提出了疑问，并以“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点”与“龟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画”之说而重新画出《河图》、《洛书》（今见《易纂言外翼》旋毛《河图》脱，原图全见明初朱升撰《周易旁注前图》）。至章潢《图书编》则于此二图名前各加一“古”字。可知，说“古”而实不古。
今天有人声称“破译《河图》千古之谜”之《河图》，原来就是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中的两幅“洛书”合二为一之图。此等人，对图的根本都没有弄清楚，就在那里大言“破译千古之谜”，结果却是：以自己的“先迷”而误导众人入迷。
二 《先天图》的流变
朱震《汉上易传卦图》列《伏羲八卦图》，图说：“右《伏羲八卦图》。王豫传于邵康节，而郑夬得之。”据邵伯温《易学辨惑》说，此图是郑夬趁王豫病重之际，贿其仆而得，载之于所著《明用书》中。此图方圆各六十四卦，圆图在外象天，方图在内形地。初，邵雍于共城给王豫讲学时，称此图为《伏羲八卦图》，至邵雍至洛阳之后“先天之学”完备，便在给张岷讲学时改称此图作《先天图》。因为这样的`“天圆地方”之图，可以用来说“天地万物生成之理”，所以又有《先天图》的命名。邵伯温《易学辨惑》谓邵雍“止有一图，以寓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之所以邵雍先称此图为《伏羲八卦图》，是因此图“一贞八悔”，“八卦”是指“八贞卦”而言。所谓此图寓“阴阳消长之数”，是指邵雍赋予八贞卦圆图之数为“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见《观物外篇》），是为“时必逆知”之数；赋予八贞卦方图之数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见《观物外篇》），是为“物必顺成”之数。所谓寓“卦之生变”，是指邵雍以独特的卦变方法得到此《伏羲八卦图》（以乾或坤为祖，逆爻序“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有四”的逻辑卦变方法）。邵雍有说无图的是：“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后人衍作《伏羲八卦图》）与“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后人衍作《文王八卦图》）。
朱震在《进周易表》中说《先天图》是由陈抟传下来的，后经李廷之传给了邵雍，而在《伏羲八卦图》图说中却又称“王豫传于邵康节”。《伏羲八卦图》即是《先天图》，其图所寓“卦之生变”方法与李廷之两幅《卦变图》迥然不同，既然不是传自李廷之，更不能遑论陈抟了。对此，我们的结论是：《先天图》为邵雍作，不是传自陈抟。
首先对邵雍《先天图》加以改变的人是朱熹。“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语类》）朱熹主张：“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横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同上）朱熹仅以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是有天无地），为的是以“中间虚者”为“太极一理”。接着至宋末元初，学本朱熹的俞琰则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作出上标“月窟”、下标“天根”之《先天图》（见《易外别传》），并将此图之内涵与《周易参同契》的丹道挂钩。
朱熹还本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说，在《易学启蒙》中画出《伏羲八卦方位》图（小圆图），并把邵雍说六十四卦方图“物必顺成”之八数标于圆图八卦之上，于是本来是“逆知四时”的六数“○”型模式之图就成了“逆知二时、顺知二时”的八数反“S”型模式之图。于是，朱熹就有了“圆图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的终身迷惑（见《文公易说》）。
朱熹不明白《先天图》是由“卦之生变”而得，以为是由六十四卦横图“中间拗转”而围成，于是就用黑白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制作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并以此图起乾至坤为“顺”，待其围成“大圆图”之后，起震至乾为“逆”，起巽至坤为“顺”。同样，朱熹也以为小圆图是由《伏羲八卦次序》图“中间拗转”围成，所以他要给此图标上八个数。为了探讨《先图图》的由来，朱熹教人曰：“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文公易说·答叶永卿》）并直言不讳地承认“黑白之位”大、小二横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次序》图）“其图亦非古法”，是自己“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文公易说·答袁枢》）。此皆为朱熹针对邵雍《先天图》所作演变之图。时至清代，毛奇龄于《仲氏易》中辨“《先天图》其误有八”，实则皆是针对朱熹演变易图而发。
今人在阐述宋明理学时，大都引用朱熹爻画“一分为二”成卦之说转述邵雍的理学思想。殊不知邵雍主张“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与“八卦相错”说，他根本不以阴阳爻画的“一分为二”法说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叠加生成。程颢所谓邵雍的“加一倍法”另有所指，是言“卦之生变”的“加一倍”，是言给六十四卦赋予易数的“加一倍”。时至今日，尚没有学者能在阐述邵雍的理学思想时，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以此足见借鉴易图学的专题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时至明代之初，赵撝谦于《六书本义》中列一《天地自然河图》（“黑白鱼”形图。章潢《图书编》定名为《古太极图》，也就是今日多数人所称之《太极图》）。实则此图本为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图说或朱震《周易图》所列《纳甲图》或杨甲《大易象数钩深图》所列《伏羲八卦图》的演变图。演变此图者的前提条件，必须先以黑白块替代卦爻的原本符号。具体的演变过程是：先作三个同心圆（三圆半径比例：内圆半径为1，中圆半径为1.5，外圆半径为2），八分之，上以三白为乾，下以三黑为坤，左上外二白内一黑为兑，右上外一黑内二白为巽，左中内外各一白中一黑为离，右中内外各一黑中一白为坎，左下内二黑外一白为震，右下内一白外二黑为艮。然后以弧形曲线对角中分巽“初爻”、接着中分坎“中爻”，接着中分艮“上爻”，接着中分兑“上爻”，接着中分离“中爻”，接着中分震“初爻”。然后以巽“初爻”之外半黑补震“初爻”之内半白，以离“中爻”之外半黑补坎“中爻”之外半白，以兑“上爻”之外半黑补艮“上爻”之外半白。然后抹去内二同心圆之圆周线，把离“上爻”之白色扇形块缩为“水滴状”，坎“上爻”之黑色扇形块缩为“墨滴”状，既成赵仲全所列《古太极图》。（或以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周易采图》中之《心易发微伏羲太极之图》反推至《伏羲八卦图》，可谓分毫不差。）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是朱熹开了以黑白块替代卦爻原本符号的先例，就不会演变出这样的“太极图”。其实，卦爻的原本符号，特别是“--”符号是不可“一分为二”的。朱熹为着能“一分为二”，就只好用黑白块替代了。因而袁枢批评说：“黑白之位，尤不可晓”（《文公易说·答袁枢》）。“一阴一阳之谓道”，以独阳或独阴的“一分为二”而成“四象”，乃至“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就是反刘牧、邵雍等人所谓“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之道而行，的确是“尤不可晓”。
南宋四川人张行成作《翼玄》，曰：“易先天图浑天象也，太玄图盖天象也。浑、盖之理无异，唐一行能知之。”清道光五年及光绪七年刻本《翼元》均于“易先天图浑天象也”八字之后插有“先天图”和“太元图”，道光本“太元图”在前，“先天图”居后，而光绪本则反之。所插“先天图”为用黑白块所作六十四卦圆图内置“阴阳鱼”形之“太极图”。至今仍有人以为是书出于南宋人之手，即谓“阴阳鱼”形之“太极图”先见于南宋。殊不知此图是本俞琰《先天图》演变而来，俞氏图“中间虚处”标以“太极”二字，后人即以所谓之“太极图”替代之。为此图者，一本朱熹黑白
一些演义性质的剧目中，表演汉唐道家人物时多使用这样的“阴阳鱼”形“太极图”，这也无可厚非。然而在学术研究中，是黑是白，确要实事求是。不经过专题研究而轻下结论，似不可取。
三 周子《太极图》的流变
周子《太极图》是为周敦实《太极图易说》中的一幅易图。是继刘牧一○《太极第一》图之后的一幅四层太极图式之图。此图实为周子为了阐明《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段文字而作。其图之内涵与《太极图易说》及《易通》内容相通。上一○为佐“易有太极”之义而画；二○为佐“是生两仪”而画，与图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有合（黑白相间半弧图形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之义）；水、火、木、金四象数一、二、三、四连下一○为一层，表达“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义（“乾道成男”与“坤道成女”就是乾坤三索生六子共成八卦），最下一○表达“生大业”以八卦相错生六十四卦说“万物化生”。邵雍曰：“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观物外篇》）《系辞》中的这一段话，就是在叙述“《易》之体”。周子制作易图之模式就是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一为太极”为上一○，“一生二”为二○，“二生三”为五行四象连下一○，“三生万物”为最下一○。
我们从朱震所列《太极图》中可以考察周子《太极图》原图的面貌。是图在“子”位标有“动阳”二字，以汉儒“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之说考之，其上“午”位当是“静阴”二字。此“动阳”与“静阴”正是周子《易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义的缩略语。周子是在说“太极”的动与静，而不是说阴与阳的动与静。邵雍曰：“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同上）周子《易通》曰：“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又曰：“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二○“是生两仪”是“神态”，而不是“阳动”与“阴静”的“物态”。由此可见，既然周子《太极图》原图二○之“子”位标有“动阳”二字，则其“午”位就应该标有“静阴”二字。对此，我们的结论是：有四重图式，而且子位标“动阳”、午位标“静阴”的《太极图》，是周敦颐为解释《易传》有关文字而作，不是传自陈抟。
两宋间人杨甲集《六经图》，其卷一《易经》图名曰《大易象数钩深图》。所列《易有太极图》就是经过演变的周子《太极图》。其演变之处有二：一是变“子位”的“动阳”为“阳动”，并外加一椭圆移至五行四象图式的“火”与“水”之间；一是将五行四象图式与三○断开，变四层图式为五层图式。朱震所列图，二○右上方为竖写“阴静”二字，杨甲所列图之所以要改“动阳”作“阳动”，盖出于与“阴静”对应的考虑。殊不知朱震所列图已非周子原图，其“子位”所标“动阳”实出于周子本意，而右上方“阴静”实不当竖写，当把“阴”字移至“静”字之左（古人读横写字自右向左，如下方自右向左“万物化生”例，既然二○之下是“动阳”二字，那么其上就应当是“静阴”二字）。以讹传讹，以己之误而导人之误，杨甲实当之。
朱熹主张“太极一理”，而“理”本身不会“自动静”，他认为“动静”应该是“阴阳”的“动静”（比喻为“人乘马”，太极随阴阳之动静），于是就把“阳动”二字标于二○图式之左，“阴静”二字标于二○图式之右。显然，与周子“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义相悖。周子本当时“分土王四季”之通说，以中“土”四通“水”、“火”、“木”、“金”。而朱熹则不以水、火、木、金为四象，而是以阴阳爻画的“一分为二”叠加组合为四象。于是他就把周子《太极图》五行四象图式的“分土王四季”改为“五行相生”，把“水”绕过中“土”，改为直接与“木”相连。又朱熹不同意“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之说，出于“一分为二”的加一倍考虑，就把原图五行与三○相连的图式断开，反而将五行四象图式连结在二○之下。如此，“两仪”与“四象”为一体，而不是“四象”与“八卦之象”为一体（“二生三”之三）。
周子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是一“质变”模式，而朱熹的“一分为二”则是一纯粹的“量变”模式，真不知从其所谓的“太极一理”，是如何变到“万物化生”的？
显然，这是朱熹出于创建其理学思想的需要，而对周子《太极图》进行了本质上的演变。今人在阐述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时，仍然在使用经朱熹改造过的图式。试想，如此能把周子原本的理学思想说清楚吗？
时至明代结集《正统道藏》，其《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中列一幅《太极先天之图》。是图本杨甲图与朱熹图演变而出。取杨甲图外包椭圆之“阳动”置于“水”与“火”之间，又本杨甲图分五层图式。又取朱熹图之“五行相生”，“水”绕过中“土”与“木”直接相连。此图特意改动之处有二：一是将“阴静”二字分开，“阴”字标于二○之右，“静”字标于二○之左；一是将原三○左右之“乾道成男”与“坤道成女”提升标至五行四象图式之左右，将四○下方之“万物化生“四字分开，“万物”二字标至三○之右，“化生”二字标至三○之左。演变此图的道士，自以为得计地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合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殊不知周子原图本义本与之有合，而妄加改动者，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今日，有人以此图见于《道藏》并有“唐明皇御制序”为理由而说此图出于唐代，于是就据之而论曰周子《太极图》源于道家，更有人进一步论出周子的理学思想与道教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究其病根，皆在于对宋代易图的流变没进行过专门研究的结果。我们说周子《太极图》的模式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有合，但明确提出《太极图》是周子为了讲明“《易》之体”而作的“佐以文字”之图。须知，北宋五子都不讳言《老子》、《庄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讲的是宇宙生成论，是大自然自组织的学说，是质变化生万物的学说。北宋的邵子、周子可不管谁是什么家，谁说的有理就用谁的学说。今日之人还持“门户之见”，骇可怪也！
四 李廷之《卦变图》的流变
朱震《周易图》列有李廷之《变卦反对图》与《六十四卦相生图》两幅卦变图。《变卦反对图》以乾坤为祖而“变卦”，《六十四卦相生图》则以六辟卦的“直变”或“复变”而得其余卦。
时至南宋，朱熹笃信邵雍《先天图》传于李廷之之说，力图从李氏“卦变图”中推出所谓的“先天卦变”。我们考察《周易本义》卷首《卦变图》可知，其下卦的排列顺序，就是力图遵循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其实，邵雍的《先天图》，虽然以乾或坤为卦变之祖，但是并不以辟卦为“变母”，而是以“加一倍法”自乾或坤的上爻变起。邵雍曰“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观物外篇》），就是讲的这种逆爻序的卦变之法。一变乾上爻得夬，是为“一变而二”；二变乾、夬五爻得大有、大壮，是为“二变而四”；三变乾至大壮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是为“三变而八”；四变乾至泰之三爻得履至临，是为“四变而十有六”；五变乾至临之二爻得同人至复，是为“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乾至复之初爻得姤至坤，是为“六变而六十四卦备”（同样可以坤为祖如此变卦）。邵雍的这种逆爻序卦变方法，属于个人独创，其以乾或坤为变祖的思维，除来自《易传》外，也可以说与李廷之《变卦反对图》以乾坤为变祖的思维有关，仅此而已。而朱熹不明白邵雍这一独特的卦变之法，仅是本李廷之《六十四卦相生图》以辟卦为“变母”推敲“先天卦变”，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时至宋末元初，俞琰仍笃信朱熹《卦变图》为“先天卦变”，并作出《先天六十四卦直图》（见《易外别传》）。是图以《否》、《泰》所变得卦之下体之序为：乾兑兑兑离离离震震震巽巽巽坎坎坎艮艮艮坤。如此所谓“先天卦变”与邵雍《先天图》内方图下卦之序还是大有区别的。邵雍《先天图》方图下卦之序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而且赋予了“物必顺成”的八数。试看：“乾兑兑兑离离离震震震巽巽巽坎坎坎艮艮艮坤”之序，将如何赋予八数？
从朱熹、俞琰力图从李廷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推出邵雍“先天卦变”的失败努力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天图》是邵雍独创的，并非传自李廷之，更不能遑论来自陈抟了。
结语
研究宋代易图的流变，是研究宋明理学的前提。如果对宋代易图的流变情况把握不准，就不可能把宋明理学的发展态势阐述明白。我们注意到，之所以一些国学大家在阐述宋明理学时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就是因为对宋代易图的流变情况有所不明。近年来，北京大学陈少峰先生在阐述宋明理学时明确指出：“许多综合研究并没有吸收专题研究的成果┄┄理学整体研究的新进展，必须是在专门领域的深入研究之后，集专门研究之大成。”（见《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可谓慧眼识得问题症结之所在。
诚然，搞易图学专门研究的人似乎不能系统地而且长篇大论地阐述“宋明理学”，但是却能以易图学的专门研究成果去国学大师们的著作中“挑刺儿”。譬如，民国以来有关阐述“宋明理学”的书或论文中，凡涉及宋代易图渊源问题时，皆谓宋代“三大易图”来自道士陈抟，皆把朱熹的爻画“加一倍法”当作邵雍之法。《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的原图面貌如何？“三大易图”果真传自陈抟吗？邵雍真正的易数“加一倍法”究竟是什么内容？等等，笔者阐述宋代易图的流变，就是要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对象明确，有关的易图就没有必要再一一罗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