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西汉政论文范文 篇一：儒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的影响
在西汉时期，儒家思想对政治起着重要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仁义道德，主张以人为本，倡导君子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这些思想理念在西汉政治中得到广泛应用，对君主制度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强调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儒家强调君主应以仁义为核心，以身作则，以德治国。君主应尽其所能为民众谋福利，而臣民则应忠诚尽责，遵守君主的法规和政策。这种关系的建立使得政府能够更好地管理国家事务，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儒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对选拔官员的标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家认为，君主应该委任具备高尚道德品质和学识的人担任重要职位。这种选拔标准不仅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和能力，还使得政府更加公正和高效。此外，儒家还主张官员应该以身作则，以道德行为来引导民众，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道德风尚。
最后，儒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对教育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学说，儒家经典成为了教育的重要内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使得更多的人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通过教育的普及，人们的道德意识得到了提高，社会风气也得到了改善。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强调仁义道德，倡导君子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对政府的管理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家思想不仅塑造了西汉政治的面貌，也对后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政论文范文 篇二：法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的影响
在西汉时期，法家思想对政治起着重要的影响。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思想理念在西汉政治中得到广泛应用，对法律体系和政府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法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强调了法律的重要性。法家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纪律的重要手段，各个阶层的人都应遵守法律，不论贵贱。法律的制定应该公正、明确，能够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这种重视法律的观念使得西汉政府加强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提高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其次，法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对政府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法家认为，政府应该依法治理，以法律为准绳来管理国家事务。政府官员应该遵守法律，不得滥用职权。这种思想观念使得政府更加规范和高效，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水平和质量。
最后，法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对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家主张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实行公正的审判制度。西汉政府在法家思想的影响下，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提高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种改革使得司法制度更加规范和公正，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权益。
总的来说，法家思想在西汉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法家思想强调以法治国，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法家思想不仅塑造了西汉政治的面貌，也对后来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政论文范文 篇三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下面是关于西汉政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
摘要：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关键词：西汉政论文；雄直激切；坐而论道；雍容温润
文章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采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这种紧密关系，也使得文学发展表现出很强的阶段性特点。相对而言，散文与时代的关系更为紧密，即使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散文的文风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紧密结合时事、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政论散文，更是如此。西汉政论文后人推崇备至，其文风明显地表现出阶段性特点。
西汉政论散文是晚近形成的概念，无论是陈柱的《中国散文史》、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还是谭家键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稿》、刘衍的《中国古代散文史》都将秦汉以来李斯、陆贾、贾谊、晁错等对政治和社会问题阐述、评论的论说文称为政论文。这些著作虽未对政论文的概念进行界定，但显然是把秦汉政论文与先秦诸子散文相对提出的，仔细分析这种划分是有深意的。先秦诸子散文是学术民间化基础上，士人理想中的政治设计，而西汉政论文则是在“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由这些著作所指的政论文来看，主要是以臣子的书、疏、策、议等为主，这种概括显然是不全面的。西汉的诏策文作为国家大政方针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论说，成为施政的依据和出发点，涉及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等方方面面，是治世的原则、见解和措施，而且其“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所以，西汉的诏策文不应排除在政论文之外。柳宗元《西汉文类序》亦云：殷周以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侧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宏、董仲舒、司马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以讫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文章，盖烂然矣。
柳宗元的这段话不仅概括了西汉政论文文质互映的“烂然”以及发展的轨迹，同时也揭示了“宣于诏策，达于奏议”的特点，故研究西汉政论文，西汉诏策文是绕不过的问题。
总体而言，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体现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农民战争和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天下疲惫。物质匮乏，据《汉书食货志》载：“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统治者以秦苛政为鉴，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以黄老作为指导思想，号称“无为”，进行休养生息。文化方面，派人整理古书，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义化制度。高祖十一年二月的《求贤诏》说：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令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这是汉初统治者对士人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天子“尊显之”的招引，“挟书律”被废，“六经”复出，秦代被迫缄口的文士又开始复出。另外，汉初距战国未远，而且秦朝的统治也不过15年，加之政治文化氛围的宽松，战国时诸子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风气又复苏了。
再者，汉初的分封、汉庭与诸侯之间的斗争为士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刘邦为了赢得楚汉战争、巩固政权采取了分封制，无论是异姓分封还是同姓分封。这都使六国的遗民和地方割据意识逐渐增强，同时。在诸侯与汉庭的斗争中，士人似乎重新找到了为王者师、建功立业的机会：蒯通说韩信，武涉说齐王，郦食其说田广，枚乘、邹阳等人吴楚兵败后又游于梁孝王，这些游说、悠游活动增强了时代的活跃性，似乎迎来了纵横风气的第二春。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里，汉初文士多有纵横家之气，体现出了“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的气概。这一时期，无论皇帝的诏书，还是汉庭的名臣陆贾、贾山、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无不充盈着纵横家的辞气，而且诸侯同掾吏如邹阳的《上书-吴王》和《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都痛陈各种利害关系，表现出纵横家的政治见解。前边所及的汉高祖刘邦十一年二月的《求贤诏》即为汉初政论的代表。诏文先述史迹，周文齐桓并列，引出“待贤人而成名”的观点，又以两个反问引出求贤的目的。后又一反问，放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的诱惑。全文文气跌宕、激切抒怀、雄直豪迈、略无隐晦。汉初各帝的诏书或多或少都有纵横家的辞气，如文帝元年三月的《养老诏》、文帝十三年五月的《除肉刑诏》、景帝二年五月的《重廉士诏》都具有这种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汉初政论文风是诏书与臣子的书、疏、策、议交相辉映而形成的。
当然，汉初政论文以陆贾、贾谊、晁错最具代表性。陆贾是西汉政论文开拓性的人物，他以刘邦“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命令为出发点，所著的《新语》论述“所以失”“所以得”，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认为“以政论取代先秦道德伦理说教”，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说陆贾是西汉政论文的奠基者。《汉书艺文志》载其文有23篇，归入儒家类，但文风多纵横辞气，如《新语术事》一段：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有剑而无砥砺之功，有女而无芳泽之饰，有士而不遭文王，道术蓄积而不舒，美玉韫椟而深藏。故怀道者须世，抱朴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
这段总结历史经验，论述“因世而权行”，正反结合，慷慨陈辞，运用大量比喻、夸张和排比等修辞手法使文章的气势斐然，多有激切驰骋的雄辩之气，又具有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体现出了汉初政论文风的特点。
汉初政论文成就最高的当属贾谊和晁错，《汉书艺文志》载其文分别有58篇、31篇，各归入儒家、法家。贾谊最具代表性的政论文有《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过秦论》是西汉政论文的典
范作品，司马迁赞叹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过秦论》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以“仁义施攻守之势异也”为论论述暴秦亡的原因。中篇论述秦二世不懂“安民可以为之义而危民易为之非”以致众叛亲离，下篇论述子婴不懂“案民息土而待弊”，认为“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全文注重章法，将历史事实和主体感受相结合，对秦的强盛、崩溃的历史都极力渲染，如开头一节铺叙秦孝公的图强：秦孝公据般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这不仅使文章气势磅礴而且在对比中得出结论，全文指事直言，笔力雄健，句式丰富，语言铺排、对仗，富有艺术感染力。
贾谊的另外一篇名作《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分析汉初危机，条分缕析，无论是“痛息”、“流涕”、“长叹息”、“昧死以闻”的激切，还是“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的夸饰都体现出雄直激切的特点。
晁错代表性的政论文有《上书言兵事》、《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复言募民徙塞下》、《说景帝削吴》、《请诛楚王》等篇目。这些文章指陈当今政治之失，发自肺腑，在事实和理论结合的基础上，叙述具体，对比明显，针对性强。和贾谊政论文不同，晁错的政论文更体现出法家的理性，虽不如贾谊论文感情的激越，但更为深沉细致，指事直言、雄直激切依然是其文风特点。
政论文是为政治服务的写作，是结合时事的写作，汉代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为汉初政论提供了平台。深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时代风气与士人建功立业的内在冲动，使汉初政论文以史笔为多，表现出指事直言、雄直激切的文风特点。
西汉从高祖、孝惠、高后到文帝、景帝经过70多年的无为而治，迨至武帝即位，百姓富足，社会经济空前高涨。朝廷内部，贵族功臣已经完全归附皇权，汉初以来一直搅扰国家政治的王国问题经“七国之乱”已基本解决。武帝所处的政治平台，给了他大有作为的空间。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此后，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蚧为相，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肓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汉代的经学语境逐渐形成，汉儒以经义断事，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由经学演绎，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随着西汉文化的经学化，前期那种亢奋的外向型政治热情的消敛，政论文体现出了一些醇厚典重、侃侃而谈、坐而论道的文风特点。
到武帝即位时，汉帝国国力强大，“过秦”的风潮已成为历史，汉武帝雄心勃勃，不满足于文、景时期已取得的成就，希望有一番更大的作为。在紧锣密鼓的“复古更化”的步伐中，寻求宇宙、历史的治化法则成为必然，所以这一时期的政论文体现了侃侃而谈、坐而论道的文风特点，这从武帝君臣的册对中可见一斑。武帝《元光元年策贤良制》：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主已没，钟鼓笼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安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则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欤?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欤?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欤?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这篇策问武帝涉及到了五个方面：受命之符、祥瑞灾异、命之天寿、终始之序、德泽方外。汉武帝把国家的治化问题放在了“天人”关系的哲学体系里，探寻历史表像的背后是否还有未为人知的深层动因，探寻与天道协调的合理性。这种政治问题的学术性探讨突显了坐而论道的特点。
董仲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糅阴阳五行、道、法等思想，大谈“天人感应”，强调“君权神授”，强调君主应该“法天而立道”。他在对策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引入《春秋》公羊学的灾异理论，大讲天人关系问题，认为宇宙的秩序体现为阴阳五行的和谐，阴阳失和。五行错乱，必然导致天地失序。而人类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和五行协调的关系密切，人必须敬顺天意，灾异是上天对人的警告。这种必然性体现了宇宙的法则，是人间的君主必须遵循的。在《对策》中，董仲舒又通过解释《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这一表述方式来阐发他的思想：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日，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
董仲舒在“天人”结构里以汉儒解经的方式解释“元年春王正月”，他赋予“春”、“正”以新的含义，认为春是天之所为，正是王之所为，“元”为本，认为王者当承天命，“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而至大治。董仲舒把《春秋》中普通的一句话引申、发挥出如此深奥的道理，从学理上回答了武帝欲长治久安的问题，带有浓厚的坐而论道的智识性。
武昭宣时期，较为著名的政论还有路温舒的《上书言宜尚德缓刑》、王吉《上疏谏昌邑王》、《上宣帝疏言得失》，魏相的《表奏采易阴阳明堂月令》等，他们的政论文都是董仲舒开辟的政论文风的继续，如王吉《上疏谏昌邑王》：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王吉以《诗》为谏书，规劝昌邑王刘贺不能“不好书术而乐逸游”，态度恳切，行文舒缓，有条不紊，有很强的理论性，体现出坐而论道的学术性特点。
总体而言，武昭宣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政论文不像汉初的文章那样铺张扬厉，雄直激切，而是带有浓厚的学术性，大讲天人关系和阴阳灾异，温文尔雅，侃侃而谈，有条不紊，代表了汉代政论文发展的新趋向，西汉后期的政论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更加经学化，更关注于现实。
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刘即位，据《汉书元帝纪》载元帝“少而好儒”，“柔仁好儒”，即位后一改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重用儒生、儒术，“能通一经者皆复”，韦玄成、匡衡、张禹、薛宣、翟方进、孔光等都以名儒先后被任命为相，公卿多半是以经术进用。武帝时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元帝、成帝时才真正地落到实处，儒生才真正地走向政治权力。大批士人涌进政坛品评朝政，多言灾异、谶纬之学，西汉进入经学大盛时期。今文经学的“灾异说”浸淫到西汉末期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国家大纲的诏令、探讨政事奏章更以之为理论的出发点，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说的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这一时期的政论文围绕具体国事展开议论，论者欲证明自己立论正确，故多依经立意，引经据典；欲证明自己忠于国家、君王，则多谄谀之词，或有耿介之语。
西汉后期的政论散文的特点是行文整齐而有变化，依经立意，理显而辞畅，形成了引经据典、雍容温润的文风。从皇帝的诏书就可见一斑，如元帝《敕谕东平王宇玺书》：皇帝问东平王，盖闻亲亲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义，莫大於忠。故诸侯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然后富贵不离於身，而社稷可保。今闻王自修有阙，本朝不和；流言纷纷，谤自内兴，朕甚悯焉，为王惧之。《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刚，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纳，故临遣太中大夫子口乔谕王朕意。”孔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王其深维孰思之，无违朕意。
这是责问东平王的诏书，行文以长者、尊者的姿态，温文尔雅，侃侃而谈，有条不紊，带有浓厚的学者气。不仅引经据典，引申发挥，大讲忠孝与祸福，再至东平王的不德，以《诗》为劝，又说是“忽于道德”，再以孔子之言作结。诏书虽篇幅短，但平和从容，厚重舒缓，温润典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文化风气与帝王所好共同促进了西汉后期的政论文的文风特点。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家有桓宽、赵充国、贾捐之、刘向、谷永、匡衡等人。
《盐铁论》约成书于元帝时期，是西汉后期政论性散文专著。桓宽根据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加工和整理“文学”“贤良”与丞相、御史大夫的论辩。共六十篇。《盐铁论》面对现实问题，针砭时弊，思维严密，但其最为重要的特点便是引经据典，“征引典籍近六十余种，范围遍及经、史、子、集”，“《诗经》的引用频率最高，多达74次，其中引诗44次，用诗30次”。这使文章说理透辟、言之凿凿，气势酣畅。
刘向是西汉后期政论作家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一。他具有代表性的政论文有：《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理甘延寿陈汤疏》、《谏营起昌陵疏》等。其中《条灾异封事》、《谏营起昌陵疏》最为著名。《条灾异封事》是刘向为抨击石显、弘恭专权给元帝的上疏。文章从历史人手，以诗证史，先后征引《诗经》中《清庙》、《邕》、《执竞》、《思文》、《角弓》、《小曼》、《十月之交》、《正月》等篇目，又详细胪叙了《春秋》记载的各种灾异，最后得出“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全文旁征博引，以经为据，依经立意，雍容温润。刘向最为著名的政论当属《论起昌陵疏》，此为上疏劝谏成帝爱惜民力，勿要豪奢，指出了大修延陵、昌陵的危害，致使百姓“流散冗食，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文章一开始就说：臣闻《易》日：“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日：“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惧，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这段以《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立论，以“三统说”为据，引出“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又引孔子读《诗经》“殷士肤敏，裸将于京”感叹天命无常，又以尧舜之圣、禹汤之德尚不能及子孙，得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把问题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探讨。后文中引经据典超过全文的一半以上，显然，这一时期的政论散文不像汉初政论那样纵横驰骋、铺张扬厉，代之以徐缓委婉、平和从容的谆谆劝导，而且比武宣时代的政论更具现实的问题针对性，比董仲舒等人的政论用典更加细密，理显辞畅，形成了引经据典、雍容温润的文风。
西汉后期政论大家除刘向外当推谷永和匡衡，谷永的《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对策毕复言灾异》、《复对》、《黑龙见东莱对》、《灾异对》，匡衡的《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言治性正家》、《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奏免陈汤》、《奏徙南北郊》、《上言罢郊坛伪饰》等都是著名篇目，他们的政论文具有这一时期共同的文风特点。需要强调的是西汉后期的政论文由于引经据典、依经立意而使显得雍容温润，甚至巧言多饰、多有阿谀媚上之辞，但同时由于灾难频发、朝政日非，几乎每位作家都是经学大家，经学理想赋予了他们无畏的批判精神。刘向《论起昌陵疏》提出了“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的认识，还批评成帝“与暴秦乱君竟为奢侈”，表示“窃为陛下羞之”，谷永竞认为：“天生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也使得西汉后期的政论文在雍容温润之中多了一丝耿介之气。
结语
西汉政论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和先秦诸子散文以道德为出发点，对国家、政治、伦理等大命题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学术性探讨，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汉政论文是统一政权性质下，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问题和应对策略研究的表述，是有关现实政治问题解决的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以董仲舒为分水岭，前期的政论文反映出士人政治热情高涨、雄直激切，后期引经据典、雍容温润的政论文风是元成以后政治、学术经学化的反映，是武昭宣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政论文风的发展。这一过程表现出西汉专业政治家的逐渐成熟，也反映出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西汉政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