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的三教观

梁武帝的三教观

梁武帝萧衍（464—549），南朝梁开国皇帝，在位48年，崇信佛教，甚至戏剧性地三次假意舍身寺庙，最后由臣下赎回，也正因此，后人往往用佞佛来评价他。然而在他佞佛现象的背后，不仅没有忽视儒学和道教，而且坚持三教兼存的政策，并有意用佛教的形式来服务儒学，把佛教纳入自己统治的轨道。　　关于三教的看法，梁武帝有两处自述。一处在《会三教诗》中，梁武帝这样叙述自己的思想历程：“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广弘明集》卷三十上）。照诗中说，梁武帝的思想由儒入道，最终归向佛教。还有一处在天监四年（505年）四月八日梁武帝下诏说：“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反，今舍旧医，归凭正觉”。在同月十一日的《敕舍道事佛》中说，“大经云：‘道有九十六种，惟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道以事正内……老子周公孔子，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依此说，梁武帝经过比较之后，认识到孔老邪道，自己舍邪入正，最终归向佛教，与儒道断绝了关系，佛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然而考诸事实，并非完全如梁武帝所说的那样。梁武帝说早年学习儒学，博通六经，确如此。《梁书·武帝纪下》记载他“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而他说自己由儒转为学道，便与“耽事老子，历叶相承”之说不一致了。《隋书-经籍志》云：“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梁武帝籍贯南兰陵，亦属三吴及边海之际，“历叶相承”，世代信奉道教，梁武自小受此影响，不足为奇。而他所说的“晚年开释卷”也只是一种文学手法，早在萧齐时，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梁武帝与沈约、谢胱等知名文士并游，号称“八友”，齐竞陵王本人尊崇佛教，曾与范缜辩论过神灭论，梁武帝不免受此影响，在称帝后，梁武帝也曾与范缜进行过神灭论的辩论，这都说明他并非到晚年才“开释卷”。可见梁武帝接触三教并没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关系。　　至于梁武帝所说的孔老都是邪见，佛教才是正道，自己弃迷反正的自叙，对照他的所作所为，更不可信。天监四年（505年）春正月，即舍道事佛一年后，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下诏日“二汉登贤，莫非

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梁书·儒林传》序），表达了对儒学受玄学冲击而致沦歇的不满，有重振经术的意图。同年六月，梁武帝立孔子庙。天监七年（508年），下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就学受业。天监八年，诏曰：“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间辟馆，造次以之……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天监九年三月“幸国子学，亲临讲肆”（《梁书·武帝本纪》），冬十二月再次幸临国子学，策试胄子。中大通四年（532年），专门设《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讲梁武帝所著的《孝经义》。梁武帝本人的儒学修养也相当深，据《隋书·经籍志》、《礼仪志》、《梁书·本纪》的记载，梁武帝关于《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孝经》、《礼记》等儒家经典都有著述，而且对礼制有很第一文库网深的造诣，曾多次于殿庭上广引礼书，决断礼制。正是在梁武帝的大力倡导下，儒学得到了大的发展。《南史·儒林传》载：“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在采取一系列重视儒学的措施后，“怀经负笈者云会矣”，于是“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而陈朝儒学“盖亦梁之遗儒”，对梁武帝时期儒学的发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北齐高欢曾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　　关于道教，梁武帝虽没有像儒学如此倾心，但也并未曾放弃与道士的交往。在宣布舍道事佛的同年，他要求陶弘景为他炼丹，天监十五年（516年），又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终其一生与陶弘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南史·隐逸传下》。考诸梁武帝的实际行动，不难看出，他在事佛之后，并没有与儒道决裂，尤其是对儒学的发展倾注了巨大的关注。　　对于佛教，梁武帝的推崇很大程度上并非基于个人虔诚的信仰。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是他利用佛教这一形式来服务孝道；二是他身体力行戒肉、蔬食的佛教戒律，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不贪，并希冀天下效仿。梁武帝以前，中国佛教并没有不准食肉的严格规定，至梁武帝则反复申说食肉有违佛教教义，他说杀生“害无量众生……灭慈悲心，增长恶毒”，此后，戒肉成为汉地佛教的戒律。梁武帝反对食肉固然有出于不合教义的考虑，但并不仅止于此。他自称“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见其本心，勿谓今日之位，是为可重，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朕于昆虫犹不欲杀，亦何急争无用之地，战苍生之命也”（《手书与萧宝夤》《全梁文》卷六），在《净业赋》中，梁武帝再一次表露了自己的心迹，“谁知我不贪天下，唯当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梁武帝将戒肉蔬食这种苦修视为不贪天下的证据，最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统治，这无疑使其信仰大打折扣。　　实际上，梁武帝不只坚持了三教兼存的做法，而且以为三教可以会通。他的《会三教诗》的“会”即有会通之义。梁武帝认为：“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反对将三教分别开来，以为三教之源无二。梁释智藏在《奉和武帝三教诗》中说：“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亲；老氏贵裁欲，存生由外身……安知悟云渐，究极本同伦。我皇体斯会，妙鉴出机神。”道出了梁武帝融合三教的意图。梁武帝融会三教的观念与当时整个社会的环境有关。南朝时，儒释道三教在社会上都有重大的影响，梁武帝作为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不可能忽视任何一教，再加上他中年以前受三教影响很深，因此他坚持三教融合的做法是很自然的。同时，梁武帝在《注解大品经序》中写“人心不同，皆如其面，根性差别，复过于此，非可局于一教”（《全梁文》卷六），用人心的不同来说明三教并存，不能局于一教。 　　梁武帝不只简单停留在融合三教的主张上，而且在儒佛的融合上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首先他将孝道与佛教融合起来。在《孝思赋》序中，梁武帝自称“每读《孝子传》，未尝不终轴辍书悲恨，拊心呜咽……父母之恩，云何可报？慈如河海，孝若涓尘。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於钟山下建大爱敬寺，於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在《净业赋》序中说“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必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箸，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建立寺庙，坚持蔬食，这本是佛教的做法，梁武帝却用来寄托对父母的孝思，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一载：“帝以庭荫早倾，常怀哀感，每叹日：虽有四海之尊，无以得申罔极，故留心释典。”这一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应是梁武帝认识到孝道的重要性，他曾说“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因此他试图将佛教纳入孝道之中。　　其次，梁武帝将佛教与儒学的教义统一起来。在难范缜《神灭论》时，梁武帝讲：“观三圣设教，皆云不灭，其文浩博难可具载，止举二事试以为言。《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斋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诚可息。”用儒家祭祀是见所祭对象来说明神不灭这一佛教主张。他又将儒家讲的“人生而净”与净业联系起来。《净业赋》中梁武帝讲“抱惑而生，与之偕老，随逐无明，莫非烦恼，轮回火宅，沉溺苦海”，意思是说人由于感触外物，导致六尘障道，陷于轮回的苦海之中。而要达到净业，去除累患，无障于精神，就要“以不杀而为因，离欲恶而自修”。这一佛教的思想梁武帝也在儒家中找到了，《净业赋》序中说：“既不食众生，无复杀害障；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除此二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从是以来，始知归向。《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在梁武帝看来，内外经书都讲人接触外物产生欲望，要靠消除欲望来返还自性，实现心净。此外，大同十一年（545年）梁武帝下诏说禁断赎刑“既乖内典慈悲之义，又伤外教好生之德”，将佛教说的慈悲理解为儒家讲的好生之德。　　综观梁武帝所作，他丝毫没有像他说的那样，与儒道断绝关系，尤其是儒学的发展，反而给予极大的重视。梁武帝这样做，有深刻的原因。在古代中国，维护社会治理的主导思想只能是讲忠君孝亲、等差有序的儒家思想，而不会是佛教讲的众生平等、追求解脱思想。作为皇帝，对佛教的支持也多是从有助于社会教化方面考虑的。梁武帝之前，宋文帝曾讲过：“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则吾坐致太平矣”，道出了佛教在他眼中的价值所在。梁武帝与此并无多大不同。在《金刚般若忏文》中梁武帝说：“弟子习学空无，修行智慧，早穷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形国，自近及远，一念之善，千里斯应，一心之力，万国皆欢。”点出了梁武帝崇佛的真正意图。在梁武帝迷信佛教的背后，是他对自己统治的关心。至于梁武帝做出崇信佛教的姿态，正反映了当时佛教势力影响巨大。但他区别于或是灭佛或是精简沙门的做法，自称“皇帝菩萨”，又说“佛法寄瞩人主，是以弟子不得无语”（《广弘明集》卷二十六），以僧俗两界领袖自居，通过自己的信佛，将人主打扮成法主，来达到控制佛教的目的。他所演的舍身寺庙再由臣下赎回的闹剧，便戳穿了他不贪天下的谎言。正如后世史家所评：“心未遗容，虚厕苍头之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梁书·敬帝纪》）当然，也不排除梁武帝信佛会有一丝出于信仰的成分。梁武帝在《摩诃波若忏文》中说：“弟子颇学空无，深知虚假；主领四海，不以万乘为尊；摄受兆民，弥觉万机成累。每时丕显，嗟三有之洞，然终日乾乾，叹四生之俱溺。”或许在梁武帝终日乾乾、万机成累时，在他心底或认同佛教追求解脱的旨趣。　　梁武帝在位48年，多次幸临寺庙讲经，三次舍身，这些举措给后世留下了“佞佛”的评价。然而在“佞佛”现象的背后，并不是他虔诚的信仰，而是对自己统治的关心。他想通过信佛来控制佛教，为此，他没有像自述的那样舍弃儒道，却是煞费苦心地将佛教与儒学结合在一起，他的真正目标是“一念之善，千里斯应，一心之力，万国皆欢”。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人们不会相信他虚伪的“不杀生，不贪天下”的谎言，最终在侯景之乱中被困致死，几至国灭，为后世所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