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需要“富的教育” 檀传宝 篇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领域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在城乡之间、富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因此,我们也需要“富的教育”,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
首先,富的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自身潜能。在现代社会,知识和技能是最宝贵的财富,而良好的教育则是获取这些财富的途径。富的教育不仅仅是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师资,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引导他们发展自身的特长和才华。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脱颖而出,实现自身的价值。
其次,富的教育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只有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而富的教育则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学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缩小城乡和富贫之间的教育差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富的教育可以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教育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只有投资于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和创新者,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而富的教育则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教育资源和人才,提升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
综上所述,中国也需要“富的教育”,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个人的梦想,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教育未来而奋斗!
中国也需要“富的教育” 檀传宝 篇二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领域也在逐步改革和完善。然而,仍然存在着城乡之间、富贫之间的教育差距问题,这不利于社会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也需要“富的教育”,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和发展机会。
首先,富的教育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在当今社会,知识和技能是最宝贵的财富,而良好的教育则是获取这些财富的途径。富的教育不仅仅是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和师资,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引导他们发展自身的潜能和才华。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日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其次,富的教育可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只有确保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和谐。而富的教育则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学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缩小城乡和富贫之间的教育差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富的教育可以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教育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只有投资于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和创新者,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而富的教育则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教育资源和人才,提升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
综上所述,中国也需要“富的教育”,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和发展机会。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教育未来而奋斗!愿中国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培养出更多有理想、有担当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中国也需要“富的教育” 檀传宝 篇三
中国也需要“富的教育” 檀传宝
——小原国芳的富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小原国芳(Obara kuniyoshi,1887-1977)是现当代日本享誉世界的著名教育家。他融合了东西方教育哲学思想,提出了以实现“真、善、美、圣、健、富”价值为宗旨的全人教育论。其中,“富的教育”(富育)不仅对当时的日本,也对今天的中国教育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在物质不断富足的当下,如何对年轻一代进行财富观教育,教他们正确看待、使用和创造财富,已然成为一门当代中国学校亟待开设的“必修课”!
教育必须是绝对的“全人教育”
小原国芳认为:“人类文化有六个方面,即学问、道德、艺术、宗教、身体、生活等。学问的理想是真,道德的理想是善,艺术的理想是美,宗教的理想是圣,身体的理想是健,生活的理想是富。教育的理想就是创造真、善、美、圣、健、富这六种价值。”真、善、美、圣四种价值称为绝对价值,健、富的价值称为手段价值。“教育的内容必须包含人类的全部文化,因此教育必须是绝对的‘全人教育’”。
在小原国芳的价值论系统中,富的教育一方面是全人人格教育的组成部分,另外一方面富育又是实现绝对价值、完成统一人格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小原国芳明确指出:“为了生活而需要面包。为了使精神有效地增强,
就需要许多手段。”“轻视富的价值,则精神文明不能成立;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就不能指望物质文明的进步。”一方面,富的教育思想缘于小原国芳的价值论体系、全人教育的理论逻辑;另一方面,则基于他对当时日本社会病态的敏锐观察——或者说,正是诸多社会与教育的乱象确证了“富的教育”的迫切与重要。
小原国芳曾经痛心疾首地描述过早年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许多“耻辱”现象——“在关门海峡停泊的从外国回来的货轮,所载货物的三分之二据说是日本货。这是从上海、香港、新加坡、孟买、马赛等港,经海关检验与样品不符而被退回的不合格产品。‘日本制造’这个标签,在世界市场上成了劣等商品的标签。”
第一次欧洲战争时期,日本输出到各国的'产品中,“罐头里头掺石子;铅笔中心是空的,两端灌入少量的铅芯;鞋子的鞋底里夹纸板……真正是日本的耻辱,国贼的行为”。在日本经济实现腾飞之后,小原国芳则指出:“现在尽管日本也被称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但精神方面却没有相应地成长起来,被人嘲笑为‘经济动物’!”而“日本教育上的可怕缺点,就是为富而富,为赚钱而办教育。”
不难看出,小原国芳所指出的上个世纪初日本社会存在的某些为富不仁的“国耻”行为以及“经济动物”的可恶表现正在当下中国的土地上大行其道。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其富育思想的借鉴意义尤为突出。那么,小原国芳的富育思想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
富育的本质是通过教育让富的生活“合乎人格和道德”
在小原国芳看来,狭义的“富育”概念是指谋生的教育,又称“经济教育”、“职业教育”,而广义的“富育”,则包括产业、经济、交通、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实务教育,又被称之为“生活教育”。但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富育概念的本质是通过教育让富的生活“合乎人格和道德”,即确立正确的财富观和相应的人生观。具体说来,富育的主要内涵包括教育学生正确看待、使用、创造财富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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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财富的教育
健康财富观的确立首先必须有对于财富的正确认识。虽然“为了生活而需要面包。为了使精神有效地增强,就需要许多手段”,但是“富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手段价值”。因此小原国芳十分欣赏“不为儿孙置良田”“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施比受更为有福”等格言,并且认为“如果人类普遍有这样的心怀,世界会变成多么美好的天国”。正确的财富观是一个人持有财富的主观条件。反之,“不能持有富的败类们,如果持有超额金钱,将会污染国家和社会”。
总而言之,“富是人不能超越道德和人格拥有和使用的东西” 。基于这一财富观,小原国芳希望父母留给孩子的“是教育而不是财产,是本领而不是金钱”。因为“留下了财产,同时也会留下依赖心、懒惰习惯和薄弱意志。以为对孩子好,其实有害,反而使他们依赖父母遗产,变成软弱无能之辈。”而“在学校中,只教给赚钱、攒钱,而不授予富的消费方法、富的真正含义”是令人遗憾的。
2
如何使用财富的教育
财富的价值在于使用。小原国芳指出,“对富的本身来说,富是没有意义的。但被人掌握了的富,就会产生出价值来”。但是,“正因为很多人拥有超越自己力量的财富,所以社会及其本人都受其害。使用不当便会破坏社会公德,积蓄起来不用又会导致经济停滞。两者都不可取。”
因此富的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教育学生正确地使用财富:“应该教育孩子正确地使用财富。这比创造财富还重要……为了吃饭,为了生存,就要想办法创造财富……但如何正确地、不违背道德地使用财富,教育起来却是个难事。”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银行经理。如何使用财富固然是个人自由,但我希望大家做这样的总经理:遵照自己良知的最高命令,把财富献给社会,为了世界,为了图书馆、公民馆的发展,为了充实学校的力量,为了前程似锦、寄托于未来的孩子们的教育,为了家贫的优秀生,为了学术研究,为了条件恶劣的医院,为了建设真正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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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创造财富的教育
小原国芳是一位既强调教育的神圣性,又重视教育实践性的教育家。因此在“富的教育”思想中,一个重要维度是强调“创造财富的教育”。
小原国芳十分赞赏瑞士人的美德,号召国人“向瑞士学习”:“瑞士山连山,可就不出铁、金、石油。平原地少,所产做面包原料用的小麦只够三个月吃的。然而,瑞士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培养了勤劳、努力、节俭、钻研、创造的美德。他们花钱从国外购进少量原料,用智慧和技术能够获得百倍、千倍、万倍的收入。那就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精密仪器、钟表、纺织品、药品和交通工具。”这与他对日本社会存在的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的赚钱之道的批判,形成鲜明对比。
正确地创造财富,就需要培育正确的职业观。小原国芳主张严肃对待职业与劳作:“‘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人生的第一真谛。”所谓职业,就是为社会发挥出自己的本领,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之道。“人生的目的必须同时是其职业的目的……想真正地生活下去,想真正地对文明做出贡献,把人生目的作为自己的职业是一种幸福,而国家应该期望出现大批这样的人。”
因此,富的教育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明了“职业的意义”。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应该特别注意“把实业的神化、产业的净化作为职业学科教育的眼珠看待”,而非“几乎大部分光是训练技巧、牟利、取巧、贪婪”。
正如日本经济整体上快于中国几十年一样,小原国芳的富育思想也明显先行中国教育界的探索数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突出的表征就是,虽然财富观引发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但截至目前中国大陆专门、系统研究“富的教育”的成果几近阙如。毫无疑问,借鉴小原国芳富育思想是我们解决同类社会和教育问题的捷径之一。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德育学术委员会理事长)
文章来源:《人民教育》201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