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杨衒之 篇一
杨衒之：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与文学家
杨衒之（499-569年），北齐时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北齐王朝开国皇帝高欢的重要幕僚，曾任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等职。杨衒之不仅在政治上有出色表现，还以其文学才华为后人所称道。
作为北齐时期的政治家，杨衒之在处理政务上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在担任尚书左仆射期间，致力于整顿官制，推行清廉政治，力图减少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他还提倡节俭治国，取消了一些奢侈的宴会和庆典，将省下的财政用于国家建设和军备加强。在外交方面，杨衒之主张与邻国和平相处，避免战争，保障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除了在政治上的成就，杨衒之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擅长诗词和文章，尤其擅长写赋，作品具有雄浑豪迈的风格，展现出了北齐文学的特点。他的作品多描绘了壮丽的山水风光和豪迈的英雄气概，深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喜爱。杨衒之的文学作品在后世也有很高的评价，被誉为北齐文学的代表之一。
总的来说，杨衒之是一位既有政治才能又有文学才华的全才型人才。他在北齐时期的政治和文学领域都留下了辉煌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形象被后人传颂，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人。
杨衒之 篇二
杨衒之与北齐政治变革
杨衒之是北齐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与突破对北齐王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杨衒之通过一系列举措，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为北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杨衒之在担任尚书左仆射期间，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致力于整顿官制，减少官员的腐败现象。他取消了一些奢侈的宴会和庆典，厉行节俭，节省开支用于国家建设和军备加强。此外，他还推行清廉政治，加强对官员的监督，打击贪污腐败行为，维护了政府的公正和廉洁。
其次，杨衒之在外交方面也表现出色，主张与邻国和平相处，避免战争，保障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他通过外交手段，巧妙地处理了与邻国的关系，维护了北齐的国家利益，避免了不必要的战争和冲突，使北齐的统治更加稳固。
总的来说，杨衒之在北齐政治中的改革举措和政治理念是非常积极的，为北齐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政治才能和改革精神为后人所称道，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家。
杨衒之 篇三
杨炫之，史通作姓羊。此从《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字不祥，北平人。生年不详，约卒于此齐文宣帝天保中。初仕魏，魏末为抚军府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魏都洛阳之佛寺，甲于天下。永熙之乱，（公元五三四年）城郭为墟。炫之行役洛阳，感念舆废，因抚拾旧闻，追叙故绩，作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为书凡五卷，（《隋书志》、《两唐书志》及今通行本均同）大约作于魏孝静帝武定之末。（公元五四八年左右）
目录 人物简介人生经历代表作品时代背景收缩展开 人物简介 杨炫之，北魏时北平（今河北定州市）人，作过期城（河南泌阳）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官职。东魏时曾上书批评佛教虚无荒诞，耗资巨大，僧侣聚敛无度。时世人沉迷于佛事， 正迎合了北魏统治者以佛教作为统治工具的需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国寺庙增至三万余所，僧尼200万。永煦之乱，洛阳寺院大都毁于兵火。杨炫之感怀兴衰，于是作《洛阳伽蓝记》。伽蓝，梵文意为僧侣居住的园林，亦即寺院。《洛阳伽蓝记》这部书以记佛事为题，以记佛寺为重点，按洛阳佛寺所在区域，分为五卷。每记一寺，一般先写建立年代，建立人、坐落位置、四邻、规模造型等，然后旁及附近的官署、巷里、名胜，乃至有关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习俗等。文中着力描写了每年四月四日佛诞前夕，各种文化娱乐结合宗教活动的盛况。其文体，接近騈俪，行文简明清丽，骈中有散，在勾勒自然界的优美画面和人物方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人生经历 杨炫之，杨或作阳，又误作羊。生卒年不详，北平（今天津蓟县一带）人。北魏永安中（528-530）为奉朝请。历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览洛阳，感于战后洛阳之残破，撰《洛阳伽蓝记》。伽蓝为梵语僧伽蓝略语，佛寺之意。魏末为秘书监，曾上书孝静帝。 曾任北魏抚军府司马，升秘书监。后任北齐朝城（今河南泌阳县）太守。北魏自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迁都洛阳后，大修佛寺，“金刹拥有僧尼200万，寺院多达30000处，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杨行役重达洛阳，目睹洛阳多年战乱，成郭崩毁凄凉景象，抚今思昔，感慨之余，著《洛阳伽蓝记》（“伽蓝”即“寺”意。由凡5卷，约成于公元548年）记述洛阳寺院园林之兴衰，对豪门贵族，僧侣地主的骄奢淫逸大加讥评。作者长于叙述，精于描绘。文笔浓丽秀逸，情趣宜人，语言洗炼，格调高雅，是一部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史书，其中尤以《法云寺》、《寿丘里》等节为人传诵。《洛阳伽蓝记》被誉称南北朝骈体文范本。 《洛阳伽蓝记》五卷，历叙佛寺兴废，寄托亡国悲慨；语言洁净明快，描写生动精致。今有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
代表作品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炫之，北魏人，生平仕历等均不详。唯据此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益炽盛，且尤重偶像崇拜，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北魏都城洛阳全盛时期，一城内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恶化，洛阳陷于战火，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亦迁至邺。东魏武定五年（547），杨炫之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亡、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杨炫之，生卒年不详。北平人。永安中（528--529）为奉朝请，北魏末任秘书监，著书时任东魏抚军司马。他的《洛阳伽蓝记》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到南北朝时期影响日深。北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两度毁佛外，其他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北魏时，寺院有3万多所，僧尼200多万。本书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品，序文说：“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可见他的撰述目的。 此书的文学价值体现在作者于浮屠古刹的描述中，穿插人情、地理、风物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叙述中还常常表现出历史兴亡的沧桑之感。
时代背景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0）。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
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 、《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
，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