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梅兰芳 篇一
梅兰芳,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被誉为“四大名旦”之一,其在抗战时期的表演事迹令人钦佩。在抗战期间,梅兰芳积极参与抗日戏剧演出,为士兵和百姓们送去精神慰藉和鼓舞。
在抗战时期,梅兰芳主演了许多抗日剧目,如《桃花扇》、《龙凤呈祥》等,这些剧目描绘了中国人民与日寇殊死搏斗的英勇场面,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梅兰芳的演出不仅在舞台上展现了高超的表演技艺,更在心灵深处感染着每一个观众,激发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保卫家园的决心。
除了在舞台上的表演,梅兰芳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募捐、献血等活动出力。他还组织了一些义演,将收入捐献给前线的抗日部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梅兰芳在抗战时期的表演事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抗战英雄。他用自己的演艺才华和爱国热情,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成为了抗战时期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
抗战时期的梅兰芳 篇二
梅兰芳,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其在抗战时期的表演事迹感人至深。在那个充满硝烟和战火的年代,梅兰芳以其高尚的艺术追求和爱国热情,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感动和鼓舞。
在抗战期间,梅兰芳不仅在前线演出,为士兵们送去文艺慰藉,还在后方举办义演,为抗战募捐。他的舞台形象和表演艺术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灵,激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保卫家园的决心。
梅兰芳在抗战时期的表演事迹被后人传颂不衰,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英雄。他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舞台上的英雄,生活中的普通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增添了一抹光彩。
梅兰芳在抗战时期的表演事迹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用自己的艺术成就和爱国情怀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了一代人心目中的不朽英雄。
抗战时期的梅兰芳 篇三
抗战时期的梅兰芳
梅兰芳蓄须照
梅兰芳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京、昆旦角表演艺术家、享有国际盛誉的戏剧大师。他在5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正确继承,勇于创新,精心塑造了众多优美的妇女艺术形象,积累了大量优秀剧目,发展了京、昆旦角的表演艺术,形成了一个独具风采的艺术流派,世称梅派。他还是我国最早将京、昆艺术推向世界的先行者。梅兰芳先生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戏曲艺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显著位置,成为中国戏曲艺术体系的代表和标志,而且他品德高尚,心美艺真,一生谦虚平和,从善如流,爱憎分明,刚正不阿。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年代,编演具有爱国意义的剧目,鼓舞人民的斗志。在最险恶的时刻,蓄须明志,不畏日寇、汉奸的利诱
威胁,拒不为敌人演出,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对自己所演出、创造的剧目,从来是以真、善、美的标准,加以衡量筛选,对内容和艺术有助于提高观众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的剧目,则继续提高,坚持演出;对观众有害的剧目则坚决摈弃,决不姑息。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热爱同行、热爱艺术的感情,升华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高度,成为艺术界的千秋楷模。梅兰芳于1937年在香港演出过一个时期,由于日本侵占上海,致使他在香港演出结束后,没有随团回沪,就在香港暂时隐居。他在香港住的是一幢坐落在干德道半山腰中四层的`干德道公寓里,住在二层8号。他是在1938年在香港住下的,因为日军占领了上海,即使住在租界中也是很混乱的。汉奸、流氓头子要唱堂会,如果找到你,而你不去,就要受到威胁,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梅兰芳先生一向最讨厌和憎恨这些卖国贼和流氓地痞,他不会也坚决不愿意出卖自己宝贵的艺术来伺候他们。因此在香港宁可辍演,也不返回上海。
后来日本占领了香港。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是非常混乱的,满街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他们对中国人民烧杀掠夺无所不为。不但如此,持枪的日本兵随时可能闯进家门,他们有时借口以检查为名,翻箱倒柜,见到好的东西就拿走。梅兰芳知道日本兵进门后会找借口叫你打开上锁的箱柜,因为上锁以后他们就有了检查的理由,那时他们就会随手拿走东西,如果箱柜都开着,他们就很难再有借口了。梅兰芳因此就叫家人故意把箱柜都不上锁,并且箱子盖半敞开着,日本兵进门后东张西望,看见箱柜全未上锁,又见全屋十几个人的眼光都在怒视着他们,使他们感到十分窘迫,没敢随便拿东西就走了。只是有一次一个日本兵在桌上拿走一包香烟,鬼头鬼脑地说:“他巴古的好!”说完就溜走了。原来这是梅兰芳故意放在桌上的。就这样他和日本兵展开斗智,结果家里东西一无所失。
每当夜深人静时,梅兰芳就把收音机放在地毯上,打开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聚精会神地听着从祖国大陆传来的消息,从中得到一些安慰。就这样白天与日本兵斗智,晚上收听广播,过着紧张不安,有时又是精神欢愉的日子。
1942年,日寇将梅兰芳押上军用飞机送到上海。他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中,心情很激动,在见到妻子时,紧紧握住她的手,妻子失声痛哭。那时梅兰芳的心里早已想到的是今后如何对付敌人的威胁和利诱,决心不为敌人演戏。于是在回到上海后就不再刮胡须,表明他不再登台的决心。
1942年秋天,汪伪政府要在南京、长春、日本东京举办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的演出,汪伪政府的头目之一褚民谊想为日寇立一功,认为以他的地位和名气来请梅先生唱几台戏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他来到梅兰芳的家中,说明来意,要梅兰芳在12月率剧团参加庆祝活动,到各地去巡回演出。不想受梅兰芳奚落一番,怏怏而去。过了几天,又派大汉奸朱复昌在北平找到姚玉芙家里(姚当时负责梅剧团的业务)让他到上海去向梅先生转告一切,姚玉芙知道梅兰芳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于是就设法拖延答复的日期。说来也巧,梅兰芳的弟弟秦叔忍刚好来姚家串门,谈及此事,由于他懂些医道,便想出了一条妙计,告诉姚先生立即去上海,让梅先生打伤寒预防针,这样由于针药反应,身体就会发高烧,卧床不起。
姚先生到上海后,征得梅兰芳妻子的同意就采取了这种办法。梅兰芳的保健医生吴中士大夫给打的针。后来吴大夫回忆说:“我真不忍心给梅先生打这种预防针,可他却说:‘我已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言,死得其所。’我听完此话,不禁泪水夺眶而出,我只有下狠心给他接连打了三针。他高烧到42度,神志昏迷。他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我真佩服至极!”
沦陷后的上海市面很不景气,民不聊生,剧场观众更是寥寥无几,剧院老板大多赔钱和亏本。但他们知道上海的观众已有多年没有看过梅兰芳演的戏了,如果能把梅先生请出来,就有把握赚钱。有一天,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来到梅先生家中探听口气,他先表示关心梅先生的生活,而后提出要请梅先生演出一期的营业戏,并给较丰厚的包银。由于是营业戏,所以不会损伤梅先生的气节声誉。梅兰芳当时只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很感激,但我要考虑一下,再回复你们。”对此事,朋友中赞成的比较多,大家认为既是营业演出是不会损害声誉的。但梅兰芳先生始终保持沉默,他在思考、分析演出后的结果,同时也在作思想斗争。
几天后,他和许源来先生从冯幼伟家中出来,两人坐在三轮车上,许先生问他考虑得怎么样了?他果断地说:“我不能为这点小利而演出,你要想到,如果我能演营业戏,难道敌伪的庆演晚会就不能演吗?”接着,他指着自己的胡须说:“我这个挡箭牌好不容易留起来的,如果剃了,去演营业戏,他们能放过我吗?为了眼前的利益,虽然能解决剧团全体成员和自己的生活,但断送的是我的气节,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许源来先生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梅兰芳先生会看得这样远,这样深,具有这样明智的眼光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不久,梅兰芳的家庭生活开始发生困难,早年的积蓄已花得差不多了。他只有让妻子去北平,将坐落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卖掉,连家具、古玩、字画、书籍等也一起折价卖掉。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还是无法解决生活问题。那时,老友冯幼伟、吴震修、李拔可和画家汤定之等都建议他以绘画谋生。梅兰芳喜爱画人物、仕女、梅花、苍松和佛像等,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同意了,于是就在家中开始画画。但经常还是有些人来打扰他,有的请他参加“庆祝会”,有的请他营业演出,也有的请他到广播电台讲话,这些活动都被他一一婉转回绝了。在政治和经济和双重压迫下,梅兰芳先生没有屈服,没有失去信心。他自始至终都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咬紧牙关,顽强地坚持着。
那时的上海被日军占领,虽然梅兰芳一家住在法租界,但因供电不足,随时都要停电,梅兰芳又习惯在晚上作画,有时要画到天亮才休息,于是他就买了一盏油灯,停电时挂在墙上照明。那时候,全家都靠他辛苦作画谋生,还要养活剧团的同仁。有一次,因为画画的时间太长,人太困倦了,在给汽油灯打气时手指碰在灯上烫伤了一大块皮肤。就这样,他也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更不伸手求人。
在抗战胜利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梅兰芳从收音机里听到日军又打了一个大败杖的消息后,立即画了一幅梅花,上面题有“春消息”三个字,预示着胜利春天即将到来,表达了梅兰芳对抗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梅兰芳先生就这样辛辛苦苦地用自己的双手维持了生活,用无言的画笔勾画出一个普通艺人爱国拒敌的高尚情操。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从此,“蓄须明志”这个新编的典故,就代表着梅兰芳先生的民族气节,而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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