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徐特立的德育理念与策略 篇一
徐特立是中国著名教育家，他提出的德育理念和实践策略在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特立认为，德育是教育的灵魂，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他强调，德育必须与学科教育相结合，通过学科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
在徐特立的德育理念中，他强调了培养学生的自律和责任感。徐特立认为，学校应该成为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地方，学生应该学会自觉遵守规则、尊重他人、尊重自己。他主张通过建立明确的规则和奖惩制度，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德修养，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团队意识。
徐特立还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应该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需求来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引导他们全面发展。徐特立主张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创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和创造力。
徐特立的德育实践策略也很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他倡导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主张教师要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榜样，教育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奉献来实现人生的价值。
综上所述，徐特立的德育理念和策略在当今教育实践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入学习徐特立的思想，借鉴他的经验，不断探索创新，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徐特立的德育理念与策略 篇二
徐特立是中国教育领域的泰斗，他提出的德育理念和实践策略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徐特立认为，德育是教育的灵魂，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他强调，德育要与学科教育相结合，通过学科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徐特立的德育理念中，他强调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徐特立认为，学校应该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重要平台，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激发他们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热情。
徐特立还提出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他认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应该根据学生的需求和特点来设计教育活动，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徐特立主张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尊重学生的选择和决定，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和指导。
徐特立的德育实践策略也很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性。他提倡教师要注重情感教育，关心学生的情感需求，建立师生之间的信任和亲近关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他主张通过开展德育主题班会、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总之，徐特立的德育理念和策略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入学习徐特立的思想，借鉴他的经验，不断完善德育教育体系，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徐特立的德育理念与策略 篇三
徐特立的德育理念与策略
作者：徐厚道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7年03期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369(2006)04-0001-05
徐特立在漫长的教育实践中，一贯高度重视德育（含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1913年至1919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教育学、各科教学法和修身等课程的教学，其间撰写了《教育学》、《小学各科教授法》等著作。在《小学各科教授法》里写到“修身科”，就是我们现在小学开设的“思想品德”课和中学开设的“政治”课。他指出：“盖小学所授各科，莫不有关德育，然各科均有特定之目的，对于德育只可谓有间接关系。惟修身科则直接以陶冶情操、育成品性之目的，是修身科之特色，亦所以居诸教科之首也。”[1]修身科“居诸教科之首”，也就指明了德育在学校中居首要位置。可见，他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何等的重视呵！
树立崇高理想 发扬传统美德
徐特立认为，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有革命性，要“教育后一代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质的人”。1942年，徐老在《解放时报》上发表的《再论我们怎样学习》一文中，提出“在青少年一代中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其根本目的和任务就是要造成其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青年一代要把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接过来，而且要干得更好。他具体指出，培养青年革命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培养崇高的革命理想，既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一个人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和最强大的思想动力。有了它，“就会有充沛的政治热情”，“眼光就远大了，心胸就开阔了，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更高了”；有了它，“就能正确处理革命事业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就会抵抗得住一切错误的侵袭”；有了它，“就是在最困苦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第二，培养革命的志气，这就是“能担起伟大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重任”，“能保持旺盛的斗志，蓬勃的朝气，成大器，做大事。”[2]青年是老一辈的接班人，应该像老一辈那样有革命的志气，有远大的抱负，兴旺老一辈所创立的家业。第三，培养“无我、无畏”的作风。“无我”，就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得失，“考虑的不是从国家和社会那里多取得什么，而是自己要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什么”，“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是‘给’而不是取。”[3]无畏就是“不怕凶恶的敌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失败挫折，不怕流血牺牲”。他特别强调，“要创造就要克服困难”，“应该迎着困难前进，为了革命事业，困难再大也决不屈服，要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垂头丧气，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精神振作，昂首阔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性”。[4]他指出的这三项，可以说就是我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崇高目标。此外，他还阐述了德育的许多具体内容。
徐老也十分重视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学生。1912年他为长沙师范学校提出的校训是“公、诚、俭、朴”。他教育学生，说得最多的是诚信，谆谆嘱咐青年要养成诚实可信的品德，脚踏实地，不占便宜，不自欺欺人。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编写的《小学各科教授法》讲义中，明确提出“修身科”的教学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诚实忠良之国民，以进于社会道德之生活。”[5]他说：“一个人最怕不老实，青年人
徐特立认为，德育不能超越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提出要求。因而，德育不仅要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而且要适应身心发展的规律，依据青少年年龄特征，促进儿童整个个性心理的和谐发展。
履行“人师”职责 彰显“身正”风范
徐特立精辟指出：“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是当“经师”，即教科学知识，教学问；二是当“人师”，即教行为，教怎样做人。人师对“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习的习惯”，都是要管的。他并且强调“人师与经师二者合一”。[10]每一个教师，都应该认真地履行教书、育人两方面的职责。只做“经师”，不做“人师”的现象，是一种不能宽恕的失职行为。
当好人师，教师要加强自己的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分子”[11]、“模范人物”[12]。他指出：“做人民教师的人，他的思想品质的好坏，也就格外显得重要。”[13]在1952年写的《教育札记》中，强调“教师之所首要者品性，次于品性者为教授能力。”早在《小学各科教授法》里论述修身科的十一种教授方法时，指出：“以身示模范，以为儿童之表率，最为重要……故教师当自慎其言行而以身作则。”的确，教师只有切切实实在点点滴滴的言行上，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对学生才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学生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同时，在传授各门文化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也才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恰如其分地联系实际，并以自己美好的思想、品德、情感、世界观等“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学生，从而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感。总之，“教育家应了解政治并总合各种科学才能称职。”[14]
徐特立在1938年就自称为“身教主义者”。[15]他清楚地指出，教师应该以嘉言懿行诱导学生，使其思想上信服，行动上顺从。这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作用。
关爱宽容学生 实行民主管理
徐特立说过：“教员要有教育家的风度，要有热爱的心情，对学生要有很大的感染力，要有伟大的气魄。……我们要做园丁，不要做樵夫。”[16]这就告诉我们，爱生是教育的前提，也是师德的核心。
徐老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学生和先生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关系。”[17]这种师生关系是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亲切的、和谐的。平等的师生关系，“要求教师对学生民主”，“打骂、不讲道理，不要民主制度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今天用来对待人民，甚至对待人民儿童，这是严重的封建残余。”[18]
徐老强调，教师要高度热爱学生、关怀学生，“看见青少年就高兴”，千方百计施教，“总要使他进步”。热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是教师高尚情操美的体现，也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前提。他在湖南一女师范任校长时，对学生的关心就像外婆对外孙女一样。学生对徐校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十分感动，她们亲昵地称赞自己热爱的老校长为“徐外婆”。他认为，要从生活上关心照顾学生，从思想上关怀温暖学生，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也要关怀备至。当时有姓汤、姓余的两个学生，死命读书，严重地影响了健康。徐特立建议二生停学休息，免得日后后悔莫及。为此，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充分体现了徐特立对学生的爱护之情。有因家境贫寒难以继续求学者，求助于先生，他必尽力想方设法，甚至从自己的薪水中补贴一部分。教师凭借自己的威信和对学生的爱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和谐的心理关系，就能使学生受到鼓舞和激动，从而自觉地、积极地奋发上进。
徐特立反对资产阶级的师生关系，“反对放任自流”，认为教师要严格要求学生，把学生教好。如果学生表现不好，教师就应该采取同志的态度，帮助他，教育他。同时他也反对封建主义的师生关系，指出严格不是严厉，严厉是封建的，如体罚等，那是使教师变成了统治者，而学生则变成了被统治者。可见，师生的情谊既要有父爱的严格，又要有母爱的仁慈。教师只有把尊重学生和严格要求学生结合起来，在尊重、热爱、关怀学生的基础上严格要求学生，才是真正的“爱”，师生关系才能更深入、更持久。
徐特立强调指出：“我们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者。”[19]而创造是一种十分复杂和艰难的脑体结合的劳动，特别需要宽松的环境和和谐的气氛。因此他认为，应该多方启发儿童和青少年对新事物执着地探究，鼓励他们树立创造的大志，具有冒险精神，敢于超越常规。徐特立曾呐喊：“要进行思想解放”，“思想顽固还不如思想混乱较好；少年老成还不如少年荒唐较好。”[20]这话对于抨击陈腐的教育观念，点燃年轻人创造的思想火苗，是很有份量的。他主张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这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因为，“限制个性的发挥和奔放，就不会有所创造，不能发挥每个人的天才。”[21]由于个人的禀赋、爱好、性格以及环境条件等有所不同，有些人往往只在某一方面展露才华，而其他方面则一般，甚至有某些缺陷。教师若是用一个固定的尺度和框框去要求他，这样的人才苗子就一定不能很好地成长。学校、教师应该对其施以专门的教育，精心培育，帮助他们发挥长处和优势。对于学生“与众不同”的创造个性与不成熟的创造，教师也要给予包涵、宽容、理解与帮助。
徐特立以学生超过先生为荣。他认为，学生虽然是老师教出来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学生一定要超过先生，甚至要打倒先生”。“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然“也是先生的光荣”。[22]古往今来，承认“青出于蓝”的教育家不乏其人，而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作是“先生的光荣”者，并不多见。这种欣赏学生的高尚情操，正是高明人师的成功法宝。
徐特立认为：“民主是智慧的产地，领导的方法”，办学校，“不是靠校长一个人独干，或党、或学生来独干，而是要党、政、群合作分工共干。”[23]学校必须实施民主管理。就学生方面而言，就是教育者要组织学生进行创造性自治，培养自我管理、自动研究、自主工作的能力。
徐特立对民主管理学生，提出了许多精辟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八要八不要。[24]即：要实行思想自由，不要思想统治；要让其发挥个性，不要拿一个模式铸造学生；要培养浓厚的教育空气，不要空洞抽象的思想指导；要有轻松味，人情味，不要一切政治化，单调而枯燥；要温暖、体贴，不要压抑、强迫；思维争论中，要冷静考虑不同意见，扶持、丰富正确的一面，不要碰到不同意见就不满，甚至打击不正确的一面，拿大帽子压人；要加强学生自治，不要包办把持；学生会要为学生服务，不要顺着学生会的系统去布置行政任务。
他创办的鲁迅师范，实行的就是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民主管理原则。班长、组长及学生会和俱乐部的干部，都是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的。学生自己的会议，自己来主持，自己的事由自己来管理，定期开会，集体商议，讨论总结自己班组的学习和工作，另外学生还可以推选自己的代表参加学校的校务会议、教务会议、训育会议和总务会议，参与商讨学校各方面工作，反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供学校和教员参考与改进。学生的毕业鉴定，主要由学生集体来做。学校各班每月召开一次由班长主持的班务会议，全班同学对关系全班的重大问题进行民主讨论。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不是用行政命令处罚，而是采取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以理服人。学校还成立了学生的自治组织，以此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锻炼学生的组织领导才能，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集体智慧，并促进师生的感情和了解。
总之，徐特立关于关爱宽容学生、实行民主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肯定学生不仅是教育的客体，同时也是教育的主体。成功进行德育，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巧谋“理”“情”交融 笃行感化教育
徐特立教人之道的精髓就是感化教育。所谓感化教育就是，教师凭借自己的威信和对学生的爱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和谐的心理关系，使学生受到鼓舞和激励，从而自觉地积极地奋发上进。他认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只有心理相容，默契相通，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教育者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改造学生的'不良品德时，应该坚持实施感化教育。感化教育的效果，取决于感化的真诚性、理智性和针对性。
感化教育的思想基础是“理”与“情”的融合。首先是让学生充分明理，心悦诚服。徐特立说：“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及自己没有了解的盲从。一切纪律只是自觉的遵守，不是受到无理的外力压迫而遵守。因此，对于破坏纪律的学生，不是惩戒而是说服。”[25]他进一步指明：“说服的方法不是由教师片面的注入，而是双方的讨论和研究。不是压抑学生的坚强意志，而是增加对问题进一步的了解，以正确的知识来克服无知的盲动。”[26]对学生不良的思想行为提出批评是不可少的，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认识。徐特立说：“学生读书不好，总要使他进步，用教育批评的方式和他谈话。”[27]所以，教师批评时要体现关怀之情，讲究批评的艺术，使学生易于接受。可见，说服的方法是师生民主的双向交流的方法，使学生明确“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怎样做”，对道德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明辨是非好坏，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理想。从而培养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改造、自我评价等能力，教会学生自我修养的方法。只有这样，教育效果才会明显。
他认为，在普通学校里，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必须紧密地与现实联系起来，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贯彻到学校各科课程和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去”。[28]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是进行思想教育最经常的途径。这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教师应“尽量发挥天才，大胆创造”。还“要广泛的组织各种形式各门学科贯彻思想教育的座谈会”。“把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反映出来，以便大家展开讨论”。
徐特立重视教育中的感情陶冶。他认为，作学生的说服工作不能“性躁”，简单粗暴，而必须根据教育对象不同特点做过细的艰苦工作。“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说服教育既然是双向交流，那么教育者就应该诚恳耐心，循循善诱，以情感使学生消除心理隔阂，增强师生间的理解，引起感情上的共鸣，从而激起进取精神，自觉调节自己的言行，长善救失。
诗教是徐特立感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实施感化教育，要力求使学生在一种愉悦和美好的艺术享受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诗教就是这种寓德于美的好形式。我国是有着丰富诗教传统的国家，很早就有“诗言志”的格言。孔子就是一个善用诗来教化弟子的教育家，他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徐特立继承了我国诗教的优良传统。他把诗歌看作是如同格言一般，同是“道德之金科玉律”，[29]因为诗歌“于国民之性质，境遇最适切，又为家庭、社会所习闻，易于感触”。[30]他指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还用得着。”[31]20世纪20年代，他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时，便写下著名的黑板诗《校中百咏》。这些诗是他就观察到的学生品德、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优点或缺点后，有感而发，随时写上黑板的，几乎天天都有新作。黑板诗的开篇为：
“早起亲书数十行，格言科学及词章；
为便诸生一流览，移来黑板拧前廊。”[32]
这首诗表明徐特立把诗教看作对学生进行校风、学风、作风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把书写黑板诗当作一天的第一件大事，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第一课。其内容也是很丰富的，除诗词外，还有格言和科学知识。
对学生来说，使他们终身受益而永志难忘的是反映他们当时实际生活的“黑板诗”。如有一首是从教学检查中，徐特立看到女孩子们数学学得好，十分高兴，诗兴即发：
“女儿智力何曾弱，十二三班作例观；
学算刚刚三载半，几何三角一齐完。”[33]
这首诗是与徐特立倡导妇女解放，创办女子教育的主张相贯通的。学生们得到校长的赞许，自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与激励，更加奋发图强，勤奋好学的学风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形成了。
徐特立的“诗教”以鼓励赞许为主，也有批评。他的批评语意委婉，催人泪下，完全没有教训和挖苦意味。
比如：有一天，有个别学生嫌饭菜不好，饭后，到厨房里借故打碎了碗。对这种损坏公物的行为，徐特立认为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品德问题，当即就找来打碗的学生进行说服教育，第二天一早又写黑板诗曰：
“我愿诸生青出蓝，人财物力莫摧残。
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34]
“人非圣贤孰无过，只怕当时不自知。
破碗重重置廊下，诸生一见应回思。”[35]
学生读了这些诗，深受感动，惭愧内疚不已。
又如：有些学生晚上进寝室脚步很重，踩得地板咚咚响，还一边走路一边说笑。徐特立并没有正言厉声地批评，而是在学校显眼的地方写下黑板诗：
“脚尖踏地缓缓行，深恐眠人受我惊；
为何同学不相惜，不出嘻声即足声？”[36]
这些诗写得明白流畅，亲切感人，收到了明显的教育效果。
少用惩戒方法 呕心转化差生
感化教育与惩罚无缘，与体罚无份。徐特立一贯主张积极疏导和实行感化，力戒压制和惩罚。这是因为，学生之所以触犯纪律，有的是“出于一时感情的冲动”；有的是是非不分，“自以为合于真理”，坚持己见。在前一种情况下，学生事后常常悔恨，即使不加惩罚，学生“也可能自己认错”。后者在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之前，单纯地进行惩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是“无理的屈服，即盲目的服从”，“使学生逐渐成奴性”，其二是“更增加其不满，另找寻报复的机会”，“使学生更加横蛮不讲理了”。所以徐特立说：“惩戒方法以不用为是。”[37]
当然，徐特立并不是主张完全不用惩罚。他说：“如果在事实上有加惩罚的必要，必然是屡戒不悛重犯相同的错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对他体贴入微，“和当事人共同商讨惩戒的方法，以示爱护他和转变他的诚意，切不宜抱敌对的态度。”[38]
徐特立认为，对学生必须完全用诱导劝告和帮助的方法，绝对禁止强迫威吓，甚至敲打的手段。1952年，他在《小学校的体罚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小学校里，还存在着体罚，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是与人民民主制度对立的问题，与我们的社会制度根本不相容的问题。”[39]彻底地解决体罚问题，一是必须提高教师的思想意识，使他们清除“旧社会传统下来的有害的偏见”，能“以关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儿童”；二是必须“制订完善的学校管理制度、教导制度，以及授课以外的学习方法等等”，使教师“得以从思想上、从组织上、从学术上来指导儿童”。[40]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在塑造学生的灵魂上多下功夫，要清除各种形式的罚教。即使对有缺点和犯了错误的学生，也不要硬灌“苦药”，而应该尽量寻找和运用他们乐意接受的方法。
转化差生，是德育工作中的一个难点。所谓差生，是指那些屡犯错误、思想品德不良的学生。徐特立说，对犯错误的学生，不能冷淡、疏远和歧视，要从爱护的角度出发，真心诚意地、满腔热情地给以帮助。在做工作时，要耐心细致，循循善诱，把学生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行开导，像慈母希望孩子那样，用滚烫炽热的心去熔化他心灵上覆盖的冰霜，从而使他感到温暖和亲切，树立起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勇气和信心。如何使犯错误的学生思想通，感情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师生之间架起一座感情的桥梁，打开思想信息传递的通道，教师才有可能对学生喻理晓义，告诉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从而提高他的觉悟和分辨能力。这是顺理成章，因势利导，进行感化和疏导的基本条件。否则，思想抵触，感情疏远，思想信息也无法传递，感化和疏导也就无从谈起了。1946年9月，《教育通讯社》在致徐老的一封信中，谈到陶端予和鲍侠影用感化教育改造两个调皮学生的经验，教育界有异议时，徐特立亲笔批注：“陶的办法已收了效果，可以证明行得通”，[41]关键是教师的决心、细心和耐心。他指出，行不通，不是这个方法本身有问题，而是教师水平和能力不够。他始终认为：“教师只要善于发现，善于因势利导，学生的长处就能发展，缺点就能克服，就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教育者只要充满信心，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和教育水平，运用徐特立所倡导的感化教育手段，是一定可以做好转化差生的工作的。
收稿日期：2006-04-29
作者介绍：徐厚道(1938-)，湖南常德人，湖南理工学院教授，湖南省心理学会荣誉理事长。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徐特立教育思想。湖南 岳阳 414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