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浅谈宋人文集收录制诰之举论文 篇一
宋人文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宋代文人学问成果的集大成者，也是后世文人学习的重要参考。而其中，收录制诰的举措更是对宋人文集的整理和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浅谈宋人文集收录制诰之举的意义。
首先，收录制诰使得宋人文集得以保留和传承。古代文集的形成多是由于文人自己的整理，而宋人文集的收录制诰则是由朝廷或者文官进行组织和规划。这种由上而下的整理方式，使得文集的内容更加全面和丰富，不仅包括了当时文人的作品，还涵盖了各个领域的学问成果。正是因为收录制诰的举措，这些文集得以保留下来，并通过后世的传抄和编辑，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能够接触到的重要文献。
其次，收录制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文人的学问成果非常丰富。而收录制诰的举措使得这些学问成果得以系统地整理和保存下来。后世的研究者通过研读这些收录制诰的文集，不仅可以了解宋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风貌，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文集之间的异同，推测当时文人的交流和学术争鸣。因此，收录制诰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最后，收录制诰也体现了朝廷对学问的重视。宋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朝廷对文人的支持和鼓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收录制诰的举措不仅仅是对文人学问成果的认可，更是对文人的肯定和鼓励。通过收录制诰，朝廷向文人传递了一种重视学问的态度，使得文人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学术研究和创作之中。可以说，收录制诰的举措对于宋代文人的成长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收录制诰是宋代文集整理和传承的重要举措。收录制诰使得宋人文集得以保留和传承，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并体现了朝廷对学问的重视。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的宋人文集，正是这些收录制诰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和研究这些文集，以更好地了解宋代文化，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传承。
浅谈宋人文集收录制诰之举论文 篇二
宋人文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宋代文人学问成果的集大成者，也是后世文人学习的重要参考。而其中，收录制诰的举措更是对宋人文集的整理和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浅谈宋人文集收录制诰之举的意义。
首先，收录制诰使得宋人文集得以保留和传承。宋代文学成就辉煌，文人的作品众多，但如果没有收录制诰的举措，这些作品很可能就会散失或者遗失。收录制诰的举措使得这些作品得以集中整理和保存，从而保留了宋代文人的学问成果。这对于后世的文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参考和学习资源。他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文集，了解宋代文学的特点和风貌，从而更好地发展和创新自己的文学作品。
其次，收录制诰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文人的学问成果非常丰富。而收录制诰的举措使得这些学问成果得以系统地整理和保存下来。后世的研究者通过研读这些收录制诰的文集，不仅可以了解宋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风貌，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文集之间的异同，推测当时文人的交流和学术争鸣。因此，收录制诰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最后，收录制诰也体现了朝廷对学问的重视。宋代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朝廷对文人的支持和鼓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收录制诰的举措不仅仅是对文人学问成果的认可，更是对文人的肯定和鼓励。通过收录制诰，朝廷向文人传递了一种重视学问的态度，使得文人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学术研究和创作之中。可以说，收录制诰的举措对于宋代文人的成长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收录制诰是宋代文集整理和传承的重要举措。收录制诰使得宋人文集得以保留和传承，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并体现了朝廷对学问的重视。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的宋人文集，正是这些收录制诰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和研究这些文集，以更好地了解宋代文化，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传承。
浅谈宋人文集收录制诰之举论文 篇三
浅谈宋人文集收录制诰之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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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制诰文书，即制书、诰命也。史载，“凡命令之礼有七……曰制书，处分军国大事，颁赦宥德音，命尚书左右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凡告廷除授，则用之。曰诰命，应文武官迁改职秩、内外命妇除授及封叙、赠典，应合命词，则用之”。作为“命令之礼”，“制书”主要用于包括宰相、枢密使、节度使等高级官员之任拜，亦适用于立后妃，封亲王、皇子;“诰命”则为将相以下百官的任免、黜陟、加勋、封爵以及高级官员的亲属和命妇的封赠等的命词。立后、建储、命相之“制书”，又可称“白麻”、“麻制”，属“内制”翰林学士所掌文字类型之一;与之相对的，即为“外制”中书舍人负责之“诰命”。按例，内、外制词最后均须制成官告，故制书、诰命常连称为“制诰”。“制诰之来尚矣……有唐号为全备，至宋而犹盛”。
宋朝制诰属“王言”文书，以皇帝的口吻行文，承载着帝王的权威。以人事为主的制命又是君主行使权力、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重要工具，宋朝君臣对之均非常重视。制诰文书通常由善于文翰的两制词臣负责起草，从它的草拟到颁降，朝廷有较完整的制度规定，如内制之锁院草制、宣麻写告，外制之面受词头等。不仅如此，制诰文字之撰写也成了品评两制词臣水平高低的依据之一，绝非依样演词那么简单。宋代诸多制诰篇章，在完成朝廷人事任命之后，常被时人私加保留，编次成卷，合入文集，广泛流传。此举之合法性、目的及相关途径，以往研究极少涉及，本文就此加以探讨。
一、宋代制诰收入文集之情况及合法性
众所周知，现存宋人文集的数量颇大，其中主要收录作者的诗文作品，如诗、赋、记、序、墓志、表奏、书启等，亦有将作者撰写的官方文字，如内、外制诰收入文集的习惯。鉴于现存宋人文集繁多，又历经多次整理、传抄、翻录，版本、目录不一，实难搜尽比对。故本文主要就文渊阁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中之宋人文集进行汇总统计，虽难以概全，但一定程度上亦反映出内、外制诰分布之数量与比例。
不论是两制收集的总体情况，还是每位作者的文集，外制诰命收入的篇章数目均较为庞大，而内制制词甚少。这是因为封王命相、立后建储并非常事，故麻制使用频率不高;而外制适用对象颇广，体制远较麻制为轻。又“除官之人，无日不有”，中书舍人甚或“每日草词二十余道”，“跨越三载，撰述几千有余篇”，故存世篇数相应较多。然麻制行文较长，篇幅常相当于数篇外制之和，且遣词造句方面更加严谨。外制则可长可短，甚至有“虽前后迁官各异，而同是一辞”或者是“虽列著名氏各殊，而共用一制”的现象。
文集作者大多同时拥有内、外制之作品。这是因为宋朝两制官虽高下、内外有别，却时有关联。特别在草制上，内、外制词臣相互替代的情形时有发生。他们当中，或因长期供职于内廷而使用制诰文体较多者，如刘克庄、张扩等，或擅长内、外制等应用文字而于任上就颇富盛名的，如汪藻、周必大等。故这些作品的留存、传播亦为作者生平体现之一。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上表诸制诰收于文集之中，然皆与诗赋、序铭等其他体裁分编，可谓深得文体之要。于时，制诰文亦多被单独结集并刊行的，有所谓《内制集》《外制集》《制草集》等，待至作者晚年或卒后方合编成全集。如张方平“文四十卷，号曰《乐全集》;内外辞制、杂著二十卷，号曰《玉堂集》”。王安中原有《前集》40卷，《后集》10卷，“前集，中兴以前;后集，中兴以后文也。内外制二十六卷，则李文敏公邴序”，是内、外制不与其集也。
制诰者，实乃“王言”文书，何以能私自编次结集?事实上，这种行为并不始于宋代，大抵唐时已经出现。史载，曾有唐人高郢，“掌诰累年，家无制草。或谓之曰：‘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慎密”。高郢焚制之举，当然与其谨慎的性格有关，且出于对“王言”的敬畏与重视。然“前辈皆留制集”一说亦反映出唐代已有私留制诰文并编缀作集的现象。又如《新唐书》提及“《王仲舒制集》十卷，《李虞仲制集》四卷，《封敖翰稿》八卷，崔嘏《制诰集》十卷”，《郡斋读书志》言权德舆“尝自纂《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等，皆可为证，但诸集唐以后多散佚。
唐代重“王言”，因善拟制诰而被誉为“大手笔”者代不乏人，如李峤、崔融、李德裕等。今天看来，尽管存世的唐人制诰篇章不少，但于文集中所见制诰文的数目远不及宋代，且只集中在几位词臣身上，分别为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陆贽的《翰苑集》、元稹的《元氏长庆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和杜牧的《樊川集》。唐代是文人诗文流传与结集的初始期。相对宋人而言，唐人往往不太刻意保存、搜集自己的作品，在编纂文集方面尚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加之纸张难得，印刷术未通行，给编者网罗作者全部作品也增加了难度。然无论自编或他编，唐人已有将“王言”制诰收入文集之做法。宋承唐风，亦趋成熟。
简言之，唐、宋朝廷对于词臣据有自己所作的制诰文字并无明文禁止，亦视制诰结集为寻常之举。在宋代，尽管学士草白麻等大除授时须深夜锁院防止泄密，但翌日一经宣麻，制书的内容就已经公之于众，不再需要保密。同时内、外制命均须抄写制词，制成官告作为任命凭据下发给当事人。此外，宋廷的人事任免基本上由邸报向外公布，邸报还会抄录部分制词，天下诵之。因此，制诰虽系“王言”，但不属于涉密文书，在当代人的文集里出现不存在冒渎及泄密的问题。
二、宋人收录制诰之目的
宋人云，“建立政事，既有其实;感悟人心，必假于言”，“宣至意，收人心，唯在于号令文告之辞”，这些说法皆昭示着“王言”之功能及影响。尽管制诰由两制官员代为起草，但皇帝本人对所出内容仍非常重视。如英宗“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必使改”;孝宗“于文字，尤欲得体，一览便见是非”。足见制诰于帝王心中之地位。那么，宋人将如此“王言”制诰整理成册，收入文集，留存于世，又出于什么目的或考虑?其间种种，以欧阳修的《外制集序》和《内制集序》言之最明。
欧阳修集子的版本和流传，已有学者做了较为翔实的梳理。各集中，均有《外制集》3卷，为庆历三年至四年(1043～1044年)任知制诰时所作的外制文字，庆历五年三月编成，欧阳修自为之序;《内制集》8卷，收口宣、诏敕、制命、表、批答、册文、青词等，为至和元年至嘉祐五年(1054～1060年)任翰林学士时所作，嘉祐六年八月编成并自为之序。以上两集均为代言文字，连序言在内今仍可见。《外制集序》部分文字如下：
庆历三年春，丞相吕夷简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锐意天下事……
于是时，天下之士孰不愿为材邪?顾予何人，亦与其选。夏四月，召自滑台，入谏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诰。是时夏人虽数请命，而西师尚未解严。京东累岁盗贼，最后王伦暴起沂州，转劫江淮之间，而张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邓，以惊京西。州县之吏多不称职，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劝农桑，兴学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进贤能。患百职之不修，而申行赏罚之信，盖欲修法度矣。予时虽掌诰命，犹在谏职，常得奏事殿中，从容尽闻天子所以更张庶事、忧闵元元而劳心求治之意。退得载于制书，以讽晓训敕在位者。然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编敕，日与同舍论议，治文书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故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导天子难谕之意，而复诰命于三代之文。嗟夫!学者文章见用于世鲜矣，况得施于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犹恐不称，而况不能专一其职，此予所以常遗恨于斯文也。
明年秋，予出为河北转运使。又明年春，权知成德军事。事少间，发向所作制草而阅之，虽不能尽载明天子之意，于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后世。盖王者之训在焉，岂以予文之鄙而废也。于是录之为三卷。予自直阁下，儤直八十始满。不数日，奉使河东。还，即以来河北。故其所作，才一百五十余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在这篇序言中，欧阳修阐述了庆历初天下之形势、人主之治政与君臣之关系，指出自己虽掌诰命，但因身兼谏职，故可以“从容尽闻天子所以更张庶事、忧闵元元而劳心求治之意”，受其感染，“退得载于制书，以讽晓训敕在位者”。可见，这些制书虽为官员除授文字，实蕴含了皇帝之寓意与作者之体察，可“为天下人于训词中看陛下用意”。尽管迫于草制的时间要求，“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导天子难谕之意”，但若结集成册，则“于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后世。盖王者之训在焉”，意义非浅，所以有必要将其加以编录。
欧阳修任右正言、知制诰期间，正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之时，欧阳修参与其中，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对于心系天下、心系人主的欧阳修而言，于所掌的制诰中借“王者之训”流露自己忧国忧民之思虑当亦有之。在此层面上，亦可理解欧阳修编录行为之真正意图。欧阳修有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的仕宦遭遇，所以他于序中阐发之心声未必能代表所有亲手编订制诰文字的宋代文人。但在宋代，“文词书命，有足以助国威，宣王泽也”，“代王言须是能宣道陛下之意”，“播之四方而不怍，传之后世而无疑”，“虽武夫远人晓然知上意所在”，等等，基本上是士大夫尤其是词臣对“王言”文书的`观感及认识。在某些特殊时期，制诏就更应该发挥其传播四方、感召天下的功能。故宋朝君臣对“如此人君谟训”非常重视，审阅之余，常提出意见，加以讨论和修改。所以欧阳修“示于后世，则为王者之训谟”的考虑，可视为收集“王言”制诰的首要目的。
再看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二日的《内制集序》：予在翰林六年，中间进拜二三大臣，皆适不当直。而天下无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号令，训戒约束，自非因事，无以发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无所遇以发焉。其屑屑应用，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犹以翰林为荣选，予既罢职，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余篇，因不忍弃。况其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暨蛮夷海外，事无不载。而时政记、日历与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记，未必不有取于斯焉。
呜呼!予且老矣，方买田淮、颍之间。若夫凉竹簟之暑风，曝茅檐之冬日，睡余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处，顾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览遗稿，见其所载职官名氏，以较其人盛衰先后，孰在孰亡，足以知荣宠为虚名，而资笑谈之一噱也。亦因以夸于田夫野老而已。
不同于《外制集序》字里行间所包含之意气，这篇序言要哀淡得多。嘉祐六年，宋仁宗已入暮年。在他统治的最后20年间，北宋朝廷相对来说较为风平浪静，自太祖朝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至此已发挥明显效用。从庆历到嘉祐这十几年间，欧阳修的仕途亦起起伏伏，辗转流离。壮志未酬而流落山野之侧，47岁方回朝任翰林学士，此间心态之跌宕起伏自可想见，“顾瞻玉堂，如在天上”，“以夸于田夫野老而已”。
欧阳修言其于内制期间，大抵因“天下无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所以朝廷之文“无以发明”;但因院吏有所编次，且文字“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暨蛮夷海外，事无不载。而时政记、日历与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记，未必不有取于斯焉”。欧阳修曾参与修撰《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故对这些文字的史料价值有深刻的认识：“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实。”
制诰者，载有“职官名氏”，可真实反映朝廷除官用人之情况，官员升降荣辱之历史，对于诠释职官等典章制度，亦不失为一有力凭据，可以成为后代官、私修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宋廷官修史书向来注重搜集士庶之家旧藏之制诏，如元丰年间修五朝国史，“博加求访，有子孙者延致询问。所有事迹或文字，尽因郡府纳于史局，以备论次……其尝任两府、两制、台谏官之家，家至询访，各限一月发送史局”;绍兴初修日历，“如政事弛张、臣僚黜陟、刑赏征战，凡所见闻，或私自记录，或亲承圣语，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诏敕，与公案官文书之类，并令诣实抄录回报，以凭修纂”。因此，从保存史料的角度出发，宋人亦习惯将制诰编缀成集子。
另外，宋代文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传于不朽，要不若遗文之具备”，就是以文章传名后世。制诰文书，虽然在规格、体式方面相对固定，但遣词造句、引经据典之间，仍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作者的文学造诣和词章水平，不少好的篇章当时即为人叹赏咏诵。故宋人将其纳入文集不仅为合法之举，亦为彰显声名之事。
表1所列诸文集的作者都曾担任内制、外制或两制兼任。宋廷慎于两制词臣之选，一般来说，须经科第出身，且要有文字工作的经历。因草制需要才思敏捷，词采宏富，下笔迅速，表达准确，所以备荐选者，通常也必须是以文学知名，且谙熟典故、出手敏捷、文字稳当的儒臣，“非才誉允洽，何以当其选”。事实上，两宋词臣当中不少就是鼎鼎有名的文豪，他们写作的制诰代言之文很多在当时就名闻于世。如苏轼居官两制时代皇帝所拟的制诰，就充分显示出其文典雅高华、浑厚雄放的气势，属“制词之杰然者”。宣和年间，韩驹“兼权直学士院，制词简重，为时所推”。汪藻“中兴遂居翰苑，为代言之最”，其“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王淮“为天子代言，外制、内制词旨温淳，殆有西汉遗风，如春之和，如玉之粹……一时争传诵之”。因此，作为文集的编辑者，尤其是作者的晚辈、后学，必然会将作者擅长的体裁的创作加以收罗、选录，希望先人、前哲的作品传扬后世。
必须指出的是，宋人文集中亦常收入口宣、批答、青词、斋文等其他内制文字及宫廷文辞。此举当与宋人全面收罗、选录所作文字之做法有关。然口宣、批答多就事而发，简短直接，如《赐大辽贺正旦使副正月一日慰毕就驿御筵口宣》及《赐参知政事曾公亮乞退不允批答》等，其用法与以人事任免为主的制诰不同，规格、书写要求亦低于制诰。而“青词、密词、道场文、斋文、乐语之类，虽属当时沿用之体，而究非文章正轨，不可为训”。将这些文字收入集中，大抵在于保存“本朝之故实”及作者之创作。若论及“示于后世，则为王者之训谟”或以文章传名后世的目的与影响，它们应远不及制诰突出。
三、宋代制诰收入文集之途径
作为收进文集的一种文体，宋代制诰之整理编录与文集之编纂可谓紧密联系。宋人文集的编纂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作者本人或请朋友挚交将文字编订、结集成册。故平日留意对作品的保存，分期、分体编录，反复斟酌，精心选汰。在这种情况下，文集所收作品的真伪应无疑问，而且当是作者认为满意、能反映其创作水准或生平经历的作品。制诰也不例外，如李仲容“自集制草为《冠凤集》十二卷”等。一为作者的后人、亲属或门生、故吏搜罗、整理成集，且多于作者身后始将遗文汇集。如苏颂“殁四十年，公之子携始克集公遗文，得诗若干，内外制若干，表奏、章疏、志铭、杂说若干”。周麟之《海陵集》为其“嗣子准裒遗稿，得二十三卷”，其中“内、外制殆居其半”。陆游在《傅给事外制集序》中也指明：“公遗文百余卷，嗣孙稚贫甚，手自钞录，以传后世。未能竟，乃先缉外制数百篇，属某为序。”由弟子为先生所编之文集，如王安石、真德秀等人的集子。由故吏为长官所编的，如张方平等人的文集，其中也都收有制诰文字。总体来讲，宋人文集以自编，亲属知交、门人故吏所编者占绝大多数。
就文字来源来说，诗词、表状、序记这类作品因属于个人自由创作，不受时空约束，文本容易获取，收集起来应无大的问题。然制诰作为“王言”文书、官方文字，其草拟和颁降均须遵循一定的政务程序，尤其是封王拜相为军国重事，“禁中以锁院为重”。且制诰的承受者亦非草制者本人，他们何以能获得这些文字?又是如何结集成册的?此间的线索仍仰赖欧阳修《内制集序》提供。
该序中有云，“予既罢职，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余篇”。意即在欧阳修离任之际，学士院吏人曾按日编次过他宿值时所草之内制文字并交给他。宋代学士院为皇帝秘书处，有翰林学士于其中专掌制诏、国书、德音等撰述之事，其编录文书之举是有迹可循的。早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七月，学士院就上言：“又本院文字蠹烂至多，将访旧规，屡成失坠。今欲自天书降后应系诏敕祠祝等，编联大册，差吏三人专主抄写，日给笔墨、食钱三百，所冀编次齐整。”即希望能派专人负责，将所出文字誊录、编辑，以方便查找。对此，朝廷准予施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学士欧阳修就曾对学士院的文书编录发表过意见。其《论编学士院制诏札子》云：
大臣进退，政令改更，学士所作文书，皆系朝廷大事。示于后世，则为王者之训谟;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实。自明道以前，文书草稿，尚有编录。景祐以后，渐成散失。臣曾试令类聚，收拾补缀，十已失其五六。使圣宋之盛，文章诏令废失湮沦，缓急事有质疑，有司无所检证。盖由从前虽有编录，亦无类例卷第，只是本院书吏私自抄写，所以易为废失。臣今欲乞将国朝以来学士所撰文书，各以门类，依其年次，编成卷帙，号为《学士院草录》。有不足者，更加求访补足之。仍乞差本院学士从下两员，专切管勾，自今已后，接续编联。如本行人吏不画时编录，致有漏落，许令本院举察，理为过犯。
出于对学士院文书的重视，朝廷很快采纳了欧阳修的建议，于这年“六月十五日诏学士院从下两员，常专一管句[勾]编录国朝以来所撰制诏文字，从学士欧阳修之请也”。既“各以门类，依其年次”，则学士院吏要编次翰林学士任职内所作文字———包括麻制，似无困难。
此后屡有续编，徽宗朝，“李邴任翰林学士日，将本院内制文字分门编录，已成部帙，甚为详尽”。孝宗时，学士承旨洪遵编辑学士院制草，“起建炎中兴，迄绍兴内禅，三纪之间，得制草六十四卷”，题名为《续中兴制草》。其序云：“是书自承平右之，南渡以后泮散不属，始命缀缉。凡将相之除拜，后妃之封册，诏旨之颁，乐语之奏，上梁之文，布政之榜，无不备具。惟答诏、青词之烦，不复记也。”洪遵之后，又有周必大，“乃命院吏裒隆兴以来旧稿，继遵所编，而以尊号、表文为之首，其余制诏等各从其类。复增召试馆职策问合三十卷。继今随事附益，则卷秩将千万而未止，在乎后之人不倦以续之而已”。
制草者，有底稿之意。词臣草制时应都有草稿，亦有专人负责抄写成正式文书。如学士锁院草麻制，“院吏书待诏持纸笔立户外，学士据案授稿，吏细书奏本，待诏用麻纸大书，乃付门下省庭宣者”。院吏者，如录事、孔目官之类，由其“书奏本”，呈请皇上过目审批，所谓“国朝自大中祥符九年后，诏麻制进小字本，盖便于看览也”。“小字本”是与在朝堂上宣读的麻制大卷相对而言的，日后可成为编录制书的底稿。而进草得到皇帝的允准后，制词便可交给翰林待诏缮写，制成正式的麻制卷子，即“待诏用麻纸大书”，用以宣麻。
麻制在宣读后，还需交给中书出敕，官告院写官告(也叫告身、诰命，即委任书)，“即降麻而宣之，讫，送中书出敕写官告”。制好的官告寄放于门，其内容的主体为制词。受命者接受官告并入谢后，才正式就任。同时，负责制作邸报的进奏院，“每五日令进奏官一名于门抄札报状”，其中亦包含告词之类。
同是代拟“王言”，中书舍人亦受命草制，其程序大抵是“朝廷有除拜，中书吏赴(舍人)院纳词头。其大除拜，亦有宰相召舍人面受词头者”。而中书舍人受“词头”之后，再结合有关的文字材料，拟好制词，经上级(一般为宰相)审查，若无误，则写成正式文件，然后颁布施行。元丰改制时，撤销舍人院，以中书舍人为长官的中书后省承旨造令，常设部门之一有中书后省制诰案，职能便主要是抄写中书舍人草拟之制词。抄写完毕，同样交给中书出敕，官告院写官告，而制词底稿当可为所出部门或个人拥有。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部门中，确有一群长期从事诸如抄写、誊录之类具体事务的吏人，例如上文欧阳修反复提到的“院吏”、“本院书吏”。有些文书吏因谙熟本部门的业务，能形成自己的见解。如“翰苑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则告”。当然，浸淫日久，难免亦有营私舞弊的现象，南宋周必大就发现“凡除拜加恩，官在都下者，既宣麻，而院吏私录本走报，希觊赠遗。初无公移也，而被受之官辞免者，多云准学士院报麻除授云云”。可见，院吏私录制书也并非没有，但这种非常手段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向除授对象透露信息。
总之，从制诰撰拟、颁下，到文集之编者、作者完成对制诰的收集、整理，过程可谓不短，时间之充裕为广泛搜集、占有材料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尽管如此，在如何拥有制草的问题上，仍有一些疑问。譬如草制者是否需要在离任之后，才如欧阳修一样获得自己所作之“王言”文字?抑或于任职期间便已开始有所编录?又如制词之收集是否亦取自邸报之记述?这些问题均无直接的史料予以说明，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解决。
四、结语
宋代之制诰是以皇帝之名义、口吻下达的文书，主要用于皇帝重要亲属及中、高级官员之任免陟黜、加勋封赠，通常由内、外两制词臣代为起草。制诰虽系“王言”，宋人却常将其编缀成卷，合入文集，刊印四方。究其目的，一则希冀能立“王言”于不朽，二则旨在保存“本朝之故实”，三则可凭文章传名后世。
宋代制诰之草拟和颁降须遵循一定的政务程序，然词臣草制时应都有底稿，即所谓“制草”，相关的部门、人员也会誊写保留，定期编录。这些文稿为个人获取、收集制诰文字提供了条件。
元人袁桷曾说：“王言之制，始分于唐;人文之精，特盛于宋。”词臣之出色表现可谓是宋朝“王言”体系的一大特色，产生了许多精彩的佳句名篇。今天看来，宋人存于文集中的诸多“王言”制诰正是这一特色之有力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