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篇一
近年来，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关注。这两部文献的再评价，不仅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古代文化和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于我们理解孔子和毛诗的观点以及其对后世影响的程度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的再评价呈现出了对孔子诗论思想的全新认识。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对于诗歌的见解一直备受关注。而这部竹书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孔子诗论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竹书中记载了孔子对于诗歌的定义、创作技巧以及学习方法等内容，这些观点不仅与后世文人的诗学思想有着明显的联系，也与孔子的其他观点相互呼应。通过对这部竹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以及其对于文化传承的贡献。
其次，上博竹书《毛诗序》的再评价揭示了毛诗研究的新方向。《毛诗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于毛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毛诗序》的残缺和不完整，使得对于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而上博竹书的发现，为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我们对于《毛诗序》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通过对这部竹书的再评价，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毛诗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和启示。
最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也启示我们要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这两部竹书的发现，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也使得我们对于古代文化和文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变迁，许多文献资料可能会遗失或损毁。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以便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们的文化。
总之，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为我们提供了对古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新视角。通过对这两部竹书的研究，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孔子和毛诗的观点，以及它们对于后世的影响。同时，这也提醒我们要加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以便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们的文化。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篇三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以下简称“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很多学者据此写了许多研究文章，力求通过《孔子诗论》再现《诗三百》的本来面目。一时间，汉儒的诗解成了学术界辨正的焦点，《毛诗序》在历经千载的兴衰沉浮之后，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怎样确认《毛诗序》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一 孔子论诗与《毛诗序》解诗
先秦典籍的大量材料，如：《左传》，《国语》凡引诗，通称“《诗》曰”、“《诗》云”；《论语》中孔子称《诗》或《诗三百》；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如此通称，可见《诗》或《诗三百》是这部诗集的本名。它本是先祖们最朴素的歌声，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却与儒家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历了从文学的《诗》到经学的《诗》这样一个过程，在诗的本义与异化间徘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间，春秋中叶至战国的用《诗》时代是一个重要环节。
用诗的意义不同于诗的本来意义，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孔子诗论》第四简曰：“诗其犹坪门？”“坪门”本为春秋时吴国的城门，在竹简中可能泛指城门。马承源先生认为此句评语可能是说《诗》的义理象城门一样宽达。正因为《诗》义的宽达，人们才可根据需要来随着地解《诗》。
如《召南·甘棠》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对这一诗旨，当时人是十分明白的。《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欲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是乎不忠。”“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勤能也。”《左传》所谓君子当然知道诗的本事本义，但当他由此阐发义理时，却仅仅取他自己的比喻所生发的意义而不顾及本事本义，从周人思召伯而爱其树，扩大到杀邓析不该用其竹刑，显然是一种很牵强的比附意义。
从诗的某一句或某一个词出发，展开丰富的想象，让其为我所用，这就是先秦人用《诗》的普遍方法，而孔子尤其注重。孔子去《诗经》产生的.时代未远，时人读《诗经》就如今人读白话诗一样，没有文字障碍。从《论语》所载孔子引诗说诗的几个例证可以看出，孔子都不是去训释诗的本义，而是从用诗的角度去阐发。同子夏、子贡说诗如此，引诗评人评事亦如此。《孔子诗论》第二十七简有“中氏君子”之语，在今本《诗经》中缺失此篇。“君子”一语是说诗意有君子之德。又如《孔子诗论》第五简评《清庙》为：“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又第二十六简说：“蓼莪有孝志。”都是从教化的角度评论《诗》与礼，《诗》与德之间的关系。先秦人的用诗风气和孔子论《诗》的方法影响了两千多年。后儒把《诗经》当作经典来读，从中发抉微言大义，用于治国安邦，久盛不衰，不能不说与孔子论《诗》的方式有关。
《诗经》的教化观点，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贯穿到汉代。汉儒把《诗经》当作政治课本，挖空心思从中搜寻先王事迹，圣人遗训。其所说诗义都是从诗的教化作用出发，《毛诗序》便是其的代表。如《孔子诗论》第三
二 “诗可以怨”与美刺言诗
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诗》可以怨。”“怨”是说诗可以讽喻不良政治，批评某些令人不满的社会现象。《毛诗序》正是从这一理论生发，强调诗的社会作用，以诗达成“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感化讽谏功能。《大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强调诗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政治的好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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