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 篇一
近年来，美国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出现了许多新的进展，这些新方法的出现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工具来探索复杂的政治现象。本文将介绍一些最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它们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
首先，随着计算机科学和数据分析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分析成为了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通过收集和分析大规模的数据，研究者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决策的模式和趋势，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规律。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研究者们可以分析选民的社交媒体活动和搜索引擎查询，来研究选民的政治偏好和态度，进而预测选举结果。
其次，实验研究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机控制实验和田野实验等方法被用来研究政治候选人的竞选策略、政策效果以及选民行为。通过实验研究，研究者们可以精确地检验不同政治假设的有效性，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另外，混合研究方法的兴起也为政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混合研究方法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旨在克服各自方法的局限性，提供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视角。例如，通过结合访谈和问卷调查，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选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背后的原因，从而为政治决策提供更具实践意义的建议。
总的来说，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为学者们提供了更丰富和多样化的研究工具，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相信未来政治学研究将会迎来更多令人振奋的突破和进展。
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 篇二
在美国政治学领域，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进步对于深入理解政治现象至关重要。本文将介绍一些最新的研究方法，并探讨它们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分析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网络分析通过研究个体之间的关系和网络结构，揭示政治参与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模式，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政治决策的形成和执行过程。通过网络分析，研究者们可以识别出关键的政治行为者和影响因素，为政治决策提供更加科学和精准的建议。
此外，文本分析方法也成为了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热门技术。文本分析通过对政治文本（如政策文件、演讲稿等）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帮助研究者揭示政治行为者的观点、态度和政策倾向。通过文本分析，研究者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决策的逻辑和动机，为政治实践提供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最后，比较研究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比较研究通过对不同政治体系和制度的比较，帮助研究者发现政治变革的规律和趋势，为政治改革和治理提供借鉴和启示。通过比较研究，研究者们可以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探讨政治现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建设和发展政治科学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
综上所述，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工具和思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复杂的政治现象。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信美国政治学领域将会迎来更多的突破和进步，为政治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 篇三
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
作者：程同顺邝利芬孙迪
政治学研究 2015年07期
在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研究方法是重要的工具，而强调研究方法也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研究方法予以关注，是因为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其研究方法的完善程度，美国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很大一部分得益于美国政治学界对研究方法的重视。
方法论在美国政治学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之下，美国政治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使得从经济学中产生的数量统计、博弈论、模型构建等定量分析方法在政治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取代了之前以个案研究和叙事为主的定性分析方法。随着定量分析所使用的统计方法越来越复杂，美国国内的美国政治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发表在美国权威政治学期刊上的文章，已经有了“为了方法而方法”的嫌疑。直到2000年，一封电子邮件的批评向美国政治学这种过分追求科学化的状况提出了挑战，这个挑战很快引发了美国政治学在21世纪之初的一场“新革命”①。
那么，21世纪之初在美国政治学会会议上关于“政治学方法论和改革”的讨论议题究竟是否影响了美国政治学学者研究方法的选择？定性研究方法是否重新争取到一席之地？哪种类型、采用哪种方法的研究更有机会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期刊上发表？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科学》(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以及《政治学》(Journal of Politics)这三种在该领域最著名的期刊在2001～2012年间发表的论文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各种研究方法变化趋势
本次研究对三种主流政治学期刊十二年来发表的1984篇文章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赋值编码，对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关注的研究主题、作者的性别、国别、职称和作者数量都进行了记录，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小型数据库，试图分析探讨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及相关影响因素。接下来，对各种研究方法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描述，同时对研究方法的应用领域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对研究方法与作者本身的特定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将研究方法分为六类：即统计、定性/案例研究、形式模型、实验与模拟、描述性分析以及其他。
(一)定量统计方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图1展示了2001年到2012年美国三种主流政治学期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有将近半数比例都使用了统计方法，最高为2006年的97篇，占54％，最低为2011年的57篇，占30％。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十二年里，采用统计方法的论文投稿数量基本呈现稳定状态(见图1)，只有在2003～2004年以及2010～2011年这两个时间段有明显的下降。在这两个阶段，形式模型和定性分析则显现出较大的上浮。
图1 研究方法分布趋势
将三种期刊十二年来的总体研究方法使用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美国政治科学》和《政治学》具备相似的比例，而《美国政治学评论》则体现出较大差别(见图2)。从图2中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学评论》中的论文，统计方法、形式模型和定性方法三者基本处于旗鼓相当的水平，而《美国政治科学》和《政治学》中，统计方法则绝对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政治学评论》在20世纪初的方法论改革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有意识地在定性与定量方法之中寻求平衡，还有部分原因在于2006年和2011年分别是《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100周年和105周年，它用回归传统的态度，在这一年接受了比往年比例都高的定性研究论文。
(二)形式模型方法呈现稳步上升态势
从图1也可以看出在1984篇论文中，有近1/4使用了形式模型方法，尤其在最后两年格外受到青睐。2011年使用形式模型的文章有64篇，占比达到2011年文章总数量的1/3，可以说形式模型方法的使用频率是在稳步提升的。
图2 研究方法不同期刊分布状况对比图
图2关于三种期刊研究方法的使用状况对比，也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形式模型与统计、描述性分析方法三分天下的局面。虽然在另外两本期刊里形式模型方法所占比例要明显低于统计方法，但实际上的发稿数量却并不比《美国政治学评论》少很多，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政治学评论》在更多地考虑了方法论的均衡，而另外两本期刊的方法分化则比较明显。虽然始终有不同学者对形式模型方法在政治学中的使用存在不同看法，但也没有阻挡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使用形式模型方法的趋势。
(三)实验方法成为新亮点
罗斯(Rose McDermott)在2002年对政治学中的实验方法进行研究总结过这样一组数据，即从1926年到2000年这75年之间，利用实验方法且在美国知名政治学期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只有105篇②。其中，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近半个世纪，总共只有13篇论文发表，而80年代和90年代则分别保持着每10年40余篇的趋势。
图1中可以看到实验方法在2001到2012年十二年来共发表在三种政治学期刊上的论文共有113篇，超过了罗斯所记录的105篇。其中，这十二年的前半段基本处于每年平均6篇论文左右的状态，后半段时间则表现出每年平均13篇的状态，并且最后两年还有一个小额的上升趋势。可以说，实验方法正在走出被政治学家冷落的尴尬境地，有望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四)定性分析略有复兴
案例研究和描述性分析方法都属于定性分析方法，将二者区分开来进行统计是出于对案例研究的特别关注。图3中，将统计和形式模型的数量累加计入定量分析方法，将案例研究和描述性分析的数量累加计入定性方法，试图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定量和定性方法的发展态势。
图3 定量/定性研究方法分布趋势对比图
通过图3可发现，定量分析总体是稳中有降，而定性分析则是在平稳的发展中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此外，还能发现一个细节，即每当定性研究的数量在这一年明显低于前些年的平均水平时，下一年的数量就会发生明显上升，如2002～2003年以及2010～2011年这两个时段的变化。但是，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变化则是极其微小的，在这十二年里的前六年处于每年平均7篇的频率，后六年则表现出每年平均11篇的状态，虽然有细微增长，但却并不明显。
在对这三种期刊进行分析时发现，《美国政治科学》明显区别于其他两种期刊，给予定性研究者的机会和空间远远小于使用统计和形式模型方法的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该期刊本身更倾向于发表定量研究类的文章，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部分定性研究者在了解它的.特点及偏好之后就不再向其投稿了，从而使得其在方法论不均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各种研究方法的应用领域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将研究主题分为十五类：即政党制度和组织、选举和投票行为、公共政策、公共舆论和态度、方法论、立法事务、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民主和发展、行政和官僚机构、政治精英、规范性理论、国际关系、联邦和地方政府、法院、司法和宪法。
(一)各种研究主题的分布概况
1.“选举政治”特性凸显。选举似乎是美国政治生活里从未缺少过的主题，无论是总统选举、国会选举还是州长选举，不仅吸引着美国政治精英、普通大众的眼球，同时也是各个学界的一次学术盛宴，因为每一次选举都可能意味着一次权力的更迭，将会对美国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尤其是每次大选年前后，政治学界对于选举研究的热情会空前高涨(如图4中2004～2005以及2008～2009年两个阶段)。
图4 选举主题分布概况
从图5可以看到，选举和投票行为研究在15个研究主题中占比21.3％，远远高于其他。选举话题在政治学界经久不衰，并不仅仅源于其本身对于权力更迭的影响产生的魅力，还在于选举过程中的党派主张冲突、对选举结果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作用的利益集团、公众对两党所持的态度，以及政治精英的作为和号召力这些因素同时也广受政治学研究者关注。
图5 选举主题与其他主题频率对比图
2.国际关系“后来居上”。国际关系关注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对外政策，是政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指出二者的关系：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养育之母。虽然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它已有久远的历史，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在20世纪。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一般被认为是英国威尔士大学1919年设立的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日益成熟，还有国际关系学者的不懈努力，国际关系理论正在不断成长与完善，已经具备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轮廓。
虽然与传统的政治研究主题相比，国际关系学尚显年轻，但是国际关系的研究者贡献的学术成果却非常丰富。在这十二年间，发表在三种政治学期刊上的国际关系相关论文总共有331篇，占据了近1/6的比例(图5)，这还是在未将当前已在政治学界产生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刊《国际组织》《世界政治》《国际安全》上所发表的论文计算在内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统计。
3.民主与发展成为“主旋律”。对于民主与发展的探讨从传统政治学到现代的政治科学，可以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对于公共大众来说，民主可能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然而对于学者而言，民主从来都是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
政治学研究者对于民主与发展的关注可以说处于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并没有发生在某一个特殊时期大起大落的情况，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者对于民主的关注程度也未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见图6)
图6 不同国别作者对民主主题的关注程度
(二)国际关系和选举政治研究者偏爱定量研究
1.国际关系领域对定量方法偏爱有加。德特勒夫(Detlef F.Sprinz)等人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除历史描述方法之外，案例研究、定量分析和形式模型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最广的三种方法。③本次研究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在331篇国际关系主题相关的文章里，有172篇采用了统计的研究方法，91篇采用了形式模型方法(图7)。
图7 国际关系主题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而言，统计的长处在于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大样本统计获得不同变量间的关联性，并且计算这种关联性的概率。由于研究数据具有可操作性和可信度，能够使研究者根据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当然，也与美国文化中固有的一些态度和倾向有关，如实证主义、注重事实、相信科学。
形式模型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流行则离不开理性选择模式在该领域的广泛应用，以至于被称为“霸权范式”④。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形式模型方法运用最多的就是博弈论模型，其次是运筹学模型、概率分析等。这一方面得益于掌握形式模型、数学运算等方法的政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学者希望通过采用广受学界认可的研究工具来使自己的研究得到学术界认可，从而有意识地使用形式模型方法。
2.选举政治研究对定量方法情有独钟。本次研究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在423篇选举和投票行为主题相关的文章里，有236篇采用了统计的研究方法，超过一半的比例，同时还有105篇文章采用了形式模型方法(图8)。
图8 选举和投票行为主题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选举研究中，尤其是对选民投票行为的研究者已经广泛使用过了。第一篇正式发表的统计学在政治学中应用的文献便是奥格拜仁(William Fielding Ogburn)和哥特(Goltra)在1919年对男性女性投票行为差异的研究。随着民调机构的成立兴起，大型民意测验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常见场景，尤其是在大选前夕，他们设法找寻民意的方向，从数量方面描述、分析、推断公众复杂的政治行为，利用数据统计为相关机构提供决策依据，可以说选举研究在统计学的基础之上有助于政治家调整选举战略和策略选择。
此外，利用形式化模型来对大选结果进行预测也日益受到学界的追捧，使公众见识到数据和模型的魅力。在最近一次的美国大选中，内特·希尔沃(Nate Silver)便是借助数学模型准确预测了50个州的选举结果，打败了所有的时政记者、政党媒体顾问和政治评论员。我们不能质疑其模型成功的偶然性，因为他在2008年美国大选中同样准确预测了49个州的选举结果⑤。
(三)公共态度和选举政治研究偏爱实验方法
本次研究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13篇使用实验方法的论文中，有41篇研究选举和投票行为，有26篇研究公共态度和舆论，占了近六成的比例(见图9)。
图9 实验方法与不同主题之间的关系
究其原因，是因为对于选举和投票，以及公共态度这两种情况更容易寻找到合适的被试者并且在控制变量上不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当然，目前也有部分学者是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设计模型，从而通过模拟的方法控制变量来揭示或者验证数据之间的关系。这依赖于实验和模拟法的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实验的可控制性，可以通过精心设计来降低不确定性，一个是实验可以有针对性地获取数据来检验因果假设，验证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政治理论研究者擅长定性研究
政治理论研究是传统政治学领域的主流，既包括对历史和现存的价值、规范和思辨的研究，又包括通过描述、解释、归纳分析从而创造出新的理论的研究。因而，这种研究主题的特性就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研究。本次研究中的数据也与此保持一致。可以看到，在286篇使用描述性分析方法的论文中，分别有69篇研究规范理论和65篇探讨民主与发展理论(见图10)。
图10 定性研究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
三、作者来源的结构分析
(一)多人合作成为趋势
本次研究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84篇论文中，单一作者、两人合作以及多人合作的比例分别为43.2％、37.4％、19.4％。除了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单一作者还占据略高于半数(52％)的比例外，《美国政治科学》和《政治学》的单一作者的比例已降至40.4％和40％。虽然单一作者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在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领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合作模式已经成为学者探讨学术的一种重要形式，尤其是在最后两年，双人合作的比例已经赫然超过了单一作者研究的比例。这一方面是随着学科之间的划分越来越细、资助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方法论应用难度的增加，单凭一人之力已经很难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完整的描述，学者之间的合作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者之间相互合作所产生的效应和影响更好。
(二)作者主力为高校教师
从三种期刊的第一作者职称来看，其中助理教授、教授和副教授占据比例较大，分别为41.2％、22％、27.5％(图11)。在《美国政治科学》和《政治学》中，助理教授占据较大比例，均超过了40％，而副教授和教授的比例相当，均在24％左右；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助理教授和教授的比例相当，分别为34.7％和37％，副教授的比例偏小，只有18.9％。总体来看，第一作者的职称集中于助理教授、教授和副教授，非教职人员的比例不到5％。
图11 作者职称的分布概况
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本身就处在学科理论的前沿，应用和创造着理论；另一方面，由于现实因素包括工作职位、研究资助等影响，他们有更为强烈的在政治学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动力和需求。
同时，博士研究生在主流政治学期刊上也始终闪现着身影。对于处于博士研究阶段的研究者来说，在这三种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是具备一定的难度和挑战的，但是近十二年来，共有97篇博士研究生论文得到刊发(4篇来自欧洲国家)，也就是说每年平均都有两到三篇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各自在这三种期刊上发表，并且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
一般来说，博士、助理教授都正处于他们学术研究的初期也是最有学术激情的阶段，因而潜心做研究正是他们生活的重中之重，这也是他们得以有如此丰硕成果的部分原因。
(三)美国学者占据绝对优势
以作者所属国别地区的归属进行划分，有利于了解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在政治学科中的状况。从三种期刊的国别来看，在1984条有效信息中，核心国家即美国占据了绝大部分，达到91.6％，并且维持基本稳定；核心边缘国家比例为7％，显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而属于非核心地区的论文数量只有27篇。其中，《美国政治学评论》有9篇，《美国政治科学》有6篇，《政治学》有12篇。总体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学者在美国主流政治学期刊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尚未进入到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话语中，尤其是外围国家，想要在美国主流期刊上取得话语权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四)女性比例稳步上升
从三种期刊的作者性别来看，在1984篇论文中，其中第一作者为男性的比例达到了90.9％，呈现出性别之间的极大差异。然而，必须注意到女性在这十二年间所占比例一直呈现出的稳步上升趋势(见图12)，越来越多的女性研究者在政治学界崭露头角，这对于整个学科内部的交流发展、思维的互补都将带来很大的益处。此外，由于多人合作进行研究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未来女性政治学研究者一定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图12 作者性别分布概况
(五)定量研究多借助团队合作
本次研究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在937篇使用统计
图13 研究方法与作看数量之间的关系
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定量研究方法确实对研究者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一方面，挑战来自于对研究者在数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知识中统计方法、模型构建知识的全面掌握；另一方面，对研究者的时间、财力、精力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因为定量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意味着更多的数据来源、更多的人力占用和更多的资金需求。因此，在如今学科细化愈加精确，政治学研究者愈加“术业有专攻”的背景下，要想具备全面综合的能力，寻求适合的合作伙伴或者与自己的工作团队共同发展则成为必然趋势。
四、总结和展望
对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进行研究，一方面，在于了解最前沿的政治学发展趋势，把握政治学最新进展；另一方面，则在于借助他山之石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特点
根据本次研究中的统计数据显示，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四个明显的特点，即统计方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是稳中有降，形式模型方法使用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实验方法成为亮点以及定性分析显现出复兴趋势。简单而言，虽然定量方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定量与定性方法之间并没有呈现出更大的分裂，反而表现出向中间集中的趋势。
定量方法始终获得更多政治学研究者的青睐，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特性，也存在许多现实中的影响因素。比如，主流政治学期刊的编辑部人员的方法偏好，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中关于政治学方法论课程设置的不平衡以及各种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力支持，这些都可能使得研究者们在进入政治学领域之初就产生了对定量方法的倾向。安德鲁(Andrew Bennett)等人在2003年对30家顶级研究院的课程设置现状调查显示：所有的研究院都讲授统计方法课程，只有2/3讲授定性方法课程；2/3的研究院需要掌握统计方法的学生，只有两家研究院招收掌握定性方法的学生。⑥
定性方法的复兴则在进入21世纪之后有了较为明显的体现。虽然案例研究方法呈现出较为尴尬的状态，每年在三种期刊上的发文总量仅维持在10篇左右，但是整个定性研究方法在发文的绝对数量上的确是保持着一个向上增加的趋势。这无疑与21世纪之初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有关，当时这场新革命就取得了一些即时的成果。如在2002年2月，美国政治学会的提名委员会将苏珊·鲁道夫(Susanne Rudolph)提名为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选举人；2003年3月美国政治学会推出了一个名为《政治学观察》的新刊物，这个刊物的宗旨就是发表严谨的、研究基础宽泛的和具有思想综合性的文章，以此来促进政治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交流与沟通。⑦除此之外，注重研究方法多样化的新一代政治学者的出现，以及对定量方法的过度使用开始进行反思的学者，都对定性方法的重新崛起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积极活跃在政治学的各个场所，如美国政治学会专门为定性研究者设立的定性及研究方法多样化分会，以及由定性研究方法校际联盟主办的定性分析及研究方法多样化讨论班等。
定性分析的这次复兴主要针对定量分析所欠缺的地方，即强调对因果机制的解释。定量方法虽然能够揭示不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却很难从逻辑上论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一方面，在于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甚至有可能是多向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自变量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因变量，因果关系之间并非是明确的、独立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回归最基本的分析单元来研究他们行为背后的逻辑或者驱动因素，而这个场景就为定性分析提供了用武之地。借助在因果研究和理论解释上的独特优势，定性分析正为越来越多的定量研究者所借鉴，这也促进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走向
通过上文对不同研究方法的特点分析和优劣比较，可以清楚发现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又存在着不足。为了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定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之间的藩篱也正在被打破，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综合使用各种方法，将定量和定性方法结合起来，将会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未来走向。基欧汉(Robert Keohano)在2009年就提出应当综合各种研究方法⑧，而大卫·克里尔(David Collier)在20世纪末就曾想象过两种方法合作的景象：通过良好的沟通，从事小样本定性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能够推动定量学者做出更精确的结构性分析；同样地，定量分析的研究者也能帮助定性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做出更为系统的测量和验证。⑨
那么，如何巧妙地结合两种方法的长处来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备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呢？政治学界的研究者们大致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即嵌套分析和三角交叉检视法。
嵌套分析是指以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定量)为主，并辅之以大样本案例库中的单个或多个案例展开深入性的调查(定性)，多用于比较分析中。由于定量方法擅长推理，而定性方法擅长逻辑解释，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借助大样本的数据选择具有更高价值意义的案例进行辅助分析，降低案例选择中可能面临的偏误风险；另一方面，对于具体案例的深入研究分析有助于解释大样本数据所呈现的相关关系，准确把握研究样本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和逻辑。
当然，也不能忽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之结合所涉及的逻辑问题。首先，往往会有资源问题，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会耗费大量资金，大规模的深度访谈耗资更多，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使用所涉及的开支也就更难以估价了。其次，几乎没有哪位研究者既有处理大规模数据所需要的统计学尖端分析技术，又有从事深度访谈所需要的多种技能，这就意味着相应的研究课题需要召集拥有各种方法技能的一组研究者，这不仅会增加成本，而且持有不同认识论基础的研究者很难轻易地达成一致。
三角交叉检视法其实就是将定量与定性方法进行了统和与兼容之后的一种多元方法，当一种研究融进了一种以上的方法时，便可以称之为采用了多元方法，该方法的研究目的是“寻求值得信赖的解释”，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定性研究。但是，与一般的定性研究相比，三角交叉检视法注重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尽可能借助量化的方法获取数据，确保其所用资料的可靠性。它与嵌套分析法的差别在于嵌套分析是以定量方法为基础，而它更多以定性方法为基准。
虽然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认识基础和分析方法截然不同，但二者并不彼此排斥。根据上文对于嵌套分析法和三角交叉检视法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以定量方法还是定性方法为基础，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已成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发展趋势。
注释：
①参见程同顺、王越乙编译：《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②Rose McDermott,"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No.1,2002.
③Detlef F.Sprinz,Yale Wolinsky-Nahmias,eds.,Models,Numbers,and Cases: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n Arbor,MI.: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pp.2～14.
④Mark P.Petracca,"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to Politics:A Challenge to Democratic Theory",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53,No.2,1991.
⑤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2-12/09/19979908_0.shtml，2014年3月20日。
⑥Andrew Bennett,Aharon Barth,Kenneth R.Rutherford,"Do We Preach What We Practice? A Survey of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and Curricula,"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36,No.3,2003.
⑦参见程同顺、王越乙编译：《21世纪美国政治学的新革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⑧Robert Keohano,"The Old IPE and the New",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
⑨参见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下册)，第10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作者介绍：程同顺、邝利芬、孙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