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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常谈7 篇三
语文常谈7
7．四方谈异汉语有多少方言？
每一个离开过家乡的人，每一个有外乡人的市镇或村庄的居民，都曾经听见过跟自己说的话不一样的外乡话。在象上海这样的“五方杂处”的城市，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机会跟说外乡话的人打交道。比如有一家无锡人搬来上海住，他们家里说的是无锡话，他们家里请的保姆说的是浦东话，他们楼上住着一家常州人，说的是常州话，隔壁人家是广东来的，说的是广州话，弄堂口儿上“烟枝店婶婶”说的是宁波话。他们彼此交谈的时候，多半用的是不纯粹的上海话，也许有几个老年人还是用他们的家乡话，别人凑合着也能懂个八九成（除了那位广东老奶奶的话）。他们在电影院里和收音机里听惯了普通话，所以要是有说普通话的人来打听什么事情，他们也能对付一气。这些人家的孩子就跟大人们有点不同了，他们的普通话说得比大人好，他们的上海话更加地道，那些上过中学的还多少懂几句外国话，在他们的生活里，家乡话的用处越来越小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全国人民至少是大城市居民的既矛盾而又统一的语言（口语）生活。
大家都知道汉语的方言很多，可究竟有多少呢？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看你怎样给方言下定义。如果只要口音有些不同，就算两种方言，那就多得数不清，因为有时隔开十里二十里口音就不完全一样。要是一定要语音系统有出入（甲地同音的字乙地不同音，而这种分合是成类的，不是个别的），才算不同的方言，大概会有好几百，或者一二千。要是只抓住几个重要特点的异同，不管其他差别，那就可能只有十种八种。现在一般说汉语有八种方言就是用的这个标准。这八种方言是：北方话（从前叫做“官话”）、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客家话、闽南话、闽北话。①实际上这北方话等等只是类名，是抽象的东西。说“这个人说的是北方话”，意思是他说的是一种北方话，例如天津人和汉口人都是说的北方话，可是是两种北方话。只有天津话、汉口话、无锡话、广州话这些才是具体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只有一种天津话，没有两种天津话。宁可把“方言”的名称保留给这些个“话”──刚才说了，汉语里大概有好几百或者一二千，──把北方话等等叫做方言区。一个方言区之内还可以再分几个支派，或者叫做方言群，比如北方话就可以分华北（包括东北）、西北、西南、江淮四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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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名称有的用“话”，有的用“语”。有些学者嫌这样参差不好，主张一律称为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等等。能够这样当然很好，不过旧习惯一时还改不过来。
方言语汇的差别
方言的差别最引人注意的是语音，划分方言也是主要依据语音。这不等于不管语汇上和语法上的差别。事实上凡是语音的差别比较大的，语汇的差别也比较大。至于语法，在所有汉语方言之间差别都不大，如果把虚词算在语汇一边的话。
现在引一段苏州话做个例子来看看。①
俚走出弄堂门口，叫啥道天浪向落起雨来哉。
他走出胡同口儿，谁知道天上下起雨来了。
啊呀，格爿天末实头讨厌，吃中饭格辰光，
阿呀，这种天么实在讨厌，吃午饭的时候，
还是蛮蛮好格 ，那?K会得落雨格介？
还是很好很好的呀，怎么会下雨的呀？
又弗是黄梅天，现在是年夜快哉呀！
又不是黄梅天，现在是快过年啦！
这里可以看出，苏州话和普通话在语汇上是很有些差别的。可是语法呢？抛开虚词，这里只有两点可说，苏州话的“蛮”相当于普通话的“很”，可是苏州话可以说“蛮蛮”（加强），普通话不能说“很很”；苏州话说“年夜快”，普通话说“快过年”，语序不同。当然不是说苏州话和普通话在语法上的差别就这一点儿，可是总的说来没有什么了不起。语汇方面有两处需要说明：一，不是任何“口儿”苏州话都叫“门口”，这里写的是上海的事情，上海的里弄口儿上都有一道门，所以说“弄堂门口”。二，不是所有的“这种”苏州话都说“格 ”，只有意思是“这么一种”并且带有不以为然的口气的“这种”才说成“格 ”。
比较方言的语汇，首先要区别文化语汇和日常生活语汇。文化语汇，特别是有关新事物的用语，各地方是一致的，有例外也是个别的。比如下面这句话：“做好农田基本建设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旱田改造成水田，把坏地改造成好地，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区的自然面貌，扩大稳定高产农田面积的重要措施”，方言的差别只表现在“把”、“是”、“的”、“这些”等虚词上，在实词方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比较方言的语汇，还应当特别注意：别以为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常常是一对多乃至多对多的关系（几个一对多凑在一块儿）。比如语气词，每个方言都有自己的语气词系统，两个方言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不但是虚词，实词方面也不见得都是一对一。鲁迅的小说《社戏》里写阿发、双喜他们偷吃田里的罗汉豆，这罗汉豆是绍兴方言，别处叫蚕豆，绍兴话里也有蚕豆，可那是别处的豌豆。又如钟和表，南方的方言都分得很清，可是北方有许多方言不加分别，一概叫做表。又比如你听见一个人说“一只椅子四只脚”，你会以为他的方言里只有“脚”，没有“腿”，管腿也叫脚。其实不然，他的方言跟你的方言一样，腿和脚是有分别的，只是在包括这两部分的场合，你用“腿”概括脚，他用“脚”概括腿罢了。还有比这更隐晦的例子。比如两个朋友在公园里碰见了，这一位说：“明儿星期天，请你到我们家坐坐。”那一位说：“我一定去。”这一位听了很诧异，说：“怎么，你倒是来不来呀？”他诧异是因为按照他的方言，他的朋友应该说“我一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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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倪海曙的苏州话小说《黄包车》，收入作者的《杂格咙咚集》（1950）。
主要的语音分歧
汉语方言的语音差别是很大的。上面那一段苏州话，用汉字写下来，你虽然不是吴语区的人，也能懂个十之八九。可要是让一个苏州人说给你听，管保你懂不了三成。撇开语调不谈，单就字音来比较，我们可以指出汉语方言中间主要有哪些分歧。汉语字音是由声、韵、调三个成分构成的，这三方面都有一些影响面比较大的分歧点。但是在谈到这些特点以前，得先知道音类分合和音值异同的区别。最好拿声调来做例子。普通话只有四声，苏州话却有七声，这里显然有调类分合的问题。可是同是阳平声的字（如“前”、“年”），普通话是高升调，苏州话是低升调，听起来不一样，这只是调值不同，不关调类的事。再举个韵母的例子。比如萧豪韵的字，在普通话里是一个韵（ao，iao），在吴语区方言里也都是一个韵，可是这个韵母的音在这些方言里不一致，其中也很少是跟普通话相同的；这也只是音值的问题，不是音类的问题。我们要谈的语音分歧是音类上的，不是音值上的。下面列举一些主要的分歧。有一点需要先在这里交代一下：这里指出来的某某方言区有某某特点，都是就大势而论，常常有部分方言是例外。
（1）有没有浊声母。这里说的浊声母指带声的塞音、塞擦音、擦音，不包括鼻音和边音。汉语方言里只有吴语和一部分湘语有浊声母，在这些方言里，举例来说，“停”和“定”是一个浊声母，跟“听”的声母不同，跟“订”的声母也不同。这种浊声母在各地方言里变化的情况如下（用dh代表上面说的那个浊声母）：
吴，湘部分，闽部分
湘部分，闽部分
北，粤
客，赣
（2）在-i和-¨ 前边分不分z-，c-，s-和j-，q-，x-（或g-，k-，h-），例如“酒、秋、想”等字和“九、邱、响”等字是否声母相同。①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少数北方话（20%），少数湘语，少数赣语有分别。多数北方话（80%），多数湘语，多数赣语无分别。
（3）分不分z-，c-，s-和zh-，ch，sh-，例如“资、雌、丝”等字和“知、痴、诗”等字是否声母相同。多数北方话（华北、西北的大多数，西南、江淮的少数），湘语，一部分赣语，一部分客家话分两套声母，但是字的归类不完全相同，有些字在某些方言里是zh-，ch-，sh-，在另一些方言里是z-，c-，s-。闽语，粤语，吴语，一部分赣语，一部分客家话，少数北方话（西南、江淮的多数）只有一套声母，发音绝大多数是z-，c-，s-。
（4）分不分n-和l-，例如（一）“脑、难”和“老、兰”是否声母相同，（二）“泥、年”和“犁、连”是否声母相同。
（一）（二）都分 粤，客，吴，北多数
（一）不分，（二）分 湘，赣，北（西北少数，西南少数）
（一）（二）都不分 北（西南多数，江淮多数）
闽语分n-和l-，但是字的归类跟上面第一类方言不完全一致，闽北话比较接近，闽南话很多字由n-变成l-。
（5）n-，ng-和零声母的分合。可以把有关的字分四类来看。
（一）“碍、爱、耐”是否声母相同。
碍ng- ≠ 爱O- ≠ 耐n- 闽，粤，客，吴
碍ng- ＝ 爱ng- ≠ 耐n- 赣，湘部分，北部分
碍O- ＝ 爱O- ≠ 耐n- 湘部分，北部分
碍n- ＝ 爱n- ＝ 耐n- 北少数
（二）“牛”和“扭”是否声母相同。
牛ng- ≠ 扭n- 粤
牛ng-／g- ≠ 扭n-／l- 闽
牛n-／gn- ＝ 扭n-／gn- 其余
（三）“误”和“恶”（可恶）是否声母相同。
误ng- ≠ 恶O- 闽，粤，客，吴，湘部分
误O- ＝ 恶O- 北，赣，湘部分
（四）“遇”和“裕”是否声母相同。
遇ng-／gn- ≠ 裕O- 闽，客，吴，湘部分
遇O- ＝ 裕O- 北，粤，赣，湘部分
（6）分不分-m，-n，-ng，例如“侵、亲、清”是否韵尾相同，“沉、陈、程”是否韵尾相同。
侵-m≠亲-n≠清-ng 粤，闽南
侵-n＝亲-n≠清-ng 北（华北，西北部分）
侵-m≠亲-n＝清-n 客
侵＝亲＝清（皆-n／-ng） 吴，湘，赣，闽北，北（江淮，西南，西北部分）
客家话的-m韵尾只保存在一部分字里，另一部分字已经变成-n。
（7）有没有韵母和介母¨ 。有些方言没有¨ 这个音，有些方言用到¨ 音的字数比别的方言少。这些方言一般是用i去代 ，造成“吕、李”同音，“需、西”同音，“宣、先”同音，在一定条件下也用u代 ，造成“宣、酸”同音，“云、魂”同音，“君、昆”同音。各地方言比较，华北北方话有¨ 音的字最多，西北、西南、江淮北方话都有些方言减少一部分字，甚至完全没有¨ 音（如南京话、昆明话）。北方话之外，在¨ 音字的多寡上，赣语很接近华北，其次是粤语，又其次是吴语，湘语，闽北话。客家话和闽南话完全没有¨ 音，粤语等也有个别方言完全没有¨ 音。
（8）有没有入声。北方话之外的方言都有入声，北方话也有一部分方言有入声。有入声的方言，入声的发音分三类：（一）粤语，赣语，客家话、闽南话，分别-b，-d，-g三种塞音韵尾；（二）吴语，闽北话，某些北方话（主要是江淮话），没有这种分别，只有一个喉塞音；（三）湘语，某些北方话（主要是少数西南话），没有特殊韵尾，只是自成一种声调。没有入声的方言，对于古代入声字的处理可以分两类：（一）全部并入另一声调（多为阳平），大多数西南方言属于这一类。（二）分别转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或其中的两声、三声，大多数华北和西北方言属于这一类。
别的分歧还有不沙，但是有的影响面较小，有的情况复杂，不容易简单说明，这里都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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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所说尖音和团音的分别，专指zi，z¨ 等音和ji，j 等音的分别，不涉及gi，g¨等音。
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
无论是语音方面还是语汇方面，方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都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假如有相邻的甲、乙、丙、丁四个地区，也许某一特点可以区别甲、乙为一方，丙、丁为一方，另一特点又把甲、乙、丙和丁分开，而第三个特点又是甲所独有，乙、丙、丁所无。比如在江苏省东南部和上海市的范围内，管“东西”叫“物（音‘末’）事”的有以启东、海门、江阴、无锡为边界的二十一个县、市；管“锅”叫“镬子”的地区基本上相同，但是江阴说“锅”；管“锅铲”叫“铲刀”的，除上面连江阴在内的地区外，又加上邻近的常州、扬中、泰兴、靖江、南通市、南通县六处；管“肥皂”叫“皮皂”的，又在原地区内减去启东、海门两处，加上常州一处；如此等等。
如果在地图上给每一个语音或语汇特点画一条线──方言学上叫做“同言线”，──那末两个方言之间会出现许多不整齐的线，两条线在一段距离内合在一起，在另一段又分开了。请看下页的图。
昌黎-卢龙-抚宁地区方言图①
图 例
……线以北，“爱、袄、暗、岸”的声母是n，分别跟“耐、脑、难（灾难）”同音；线以南，“爱、袄、暗、岸”的声母是ng，不跟“耐”等同音。
-?-?-线以北，儿韵和儿化韵都不卷舌；线以南都卷舌。
----（1）线以北，“头?上，黄?瓜”的“头、黄”跟单说的“头、黄”同声调；线以南不同声调。
（2）线以北，“没钱”的“没”跟“没来”的“没”同音；线以南，不同音。
~~~线以北，“腌菜”的“腌”的声母是零；线以南是r。
-??-??线以北，管啄木鸟叫“?e（qiān）?e木”；线以南，管这种鸟叫“?e得木”、“?e搭木”或“?e刀木”。
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个地区的话可以分成两个方言，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哪儿分界就不是那么容易决定了。
不但方言和方言之间是这种情况，方言区和方言区之间也是这种情况，象前边说过的“物事”、“镬子”、“铲刀”、“皮皂”，都属于吴语的词汇，可是分布的广狭就不一致。甚至相邻的亲属语言之间，如南欧的罗马系诸语言之间，东欧的斯拉夫系诸语言之间，也都有这种情况。单纯根据口语，要决定是几种亲属语言还是一种语言的几种方言，本来是不容易的。事实上常常用是否有共同的书面语以及跟它相联系的“普通话”来判断是不是一种语言。比如在德国和荷兰交界地方的德语方言，跟荷兰语很相近，跟德国南方的方言反而远得多。德语作为一个统一的语言，跟荷兰语不相同，主要是由于二者各自有一个“普通话”。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语言和方言就很不好区别。这也就是对于“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这个问题难于作确定的回答的原因。
方言调查对于语言史的研究很有帮助。古代的语音语汇特点有的还保存在现代方言里，例如吴语和湘语里的浊声母，闽语、粤语、客家话里的塞音韵尾（-b，-d，-g）和闭口韵尾（-m）。（更正确点应该说是我们关于古音的知识很大一部分是从比较现代方言语音得来的。）现代已经不通用的语词很多还活在方言里，例如“行”、“走”、“食”（闽、粤、客，＝走、跑、吃），“饮”（粤，＝喝），“着”（粤、吴，＝穿衣），“面”、“翼”、“晓”（闽、粤，＝脸、翅膀、知道），“箸”（闽、客，＝筷子），“晏”、“新妇”（闽、粤、吴，＝晚、儿媳妇），“目”、“啼”、“糜”、“汤”、（闽，＝眼睛、哭、粥、热水），等等。这些都是原来常用的词，原来不常用，甚至只是记载在古代字书里的，在方言里还可以找到不少。但是一定要词义比较明细，字音对应合乎那个方言的规律，才能算数。否则牵强附会，滥考“本字”，那是有害无益的事情。
汉语从很早以来就有方言。汉朝的杨雄编过一部《??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代简称为《方言》，记录了很多汉朝的方言词。按照这部书的内容，汉朝的方言大致可以分成十一区：秦晋、赵魏、燕代、齐鲁、东齐青徐、吴扬越、卫宋、周韩郑、汝颍陈楚、南楚、梁益。但是杨雄的书只管方“言”，不管方“音”，所以看不出这些地区的语音是怎样不同。后来续《方言》的书很不少，可惜那些作者都只着重在古书里考求方言词的“本字”，不注重实地调查，不能反映方言的分布情况。因此一部汉语方言发展史研究起来就很困难。要说各地方言古今一脉相承，显然不大可能，因为居民有迁徙（历史上有很多大量迁徙的记载），方言也有消长。也有人以为现代方言都出于古代的一种有势力的方言，这也不近情理，因为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一种方言的力量能够把别的方言彻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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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图是根据《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里的方言图重画的。图的范围是调查时间（1959）的河北省昌黎县县界，比现在的县界（也是1958年以前的旧界）大，包括现在的昌黎全县（图里的南部），卢龙县的一部分（图里的西北部），抚宁县的一部分（图里的东北部）。这里用昌黎地区的方言图做例子，因为这是唯一的调查点比较密的材料，其他材料大都是一县调查一两点，点与点之间距离太大，同言线不好画。
要推广普通话
在一种语言没有“普通话”的情况下，方言只有一个意义，只是某一语言的一个支派。要是这种语言有了一种“普通话”，“方言”就多了一层跟“普通话”相对待的意思。“普通话”的形成跟书面语的产生和发展有关系。书面语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同时又从别的方言乃至古语、外语吸收有用的成分。基础方言本身的变化反映在书面语上，而通过书面语的使用和加工，基础方言又得到了扩大和提高，渐渐成为一种“普通话”。可见“普通话”和书面语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古代汉语有没有“普通话”？也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古代有所谓“雅言”，杨雄的书里也常常说某词是“通语”、“四方之通语”。这些“通语”多半是见于书面的，可是未必有统一的语音，也未必能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汇（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语汇里还有一部分是“语”而非“通”，有一部分是“通”而非“语”）。加上从汉朝起书面语渐渐凝固下来，走上跟口语脱节的道路。因此，尽管每个时代都有一两种方言比别的方言有更大的威望，①可是不容易产生一种真正的普通话。一直要等到一种新的书面语即所谓“白话”兴起之后，才再度提供这种可能，并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终于由可能变成现实。
事物的发展大都决定于客观的形势。我们现在不能再满足于“蓝青官话”，而要求有明确标准的“普通话”，不能再满足于这种普通话只在某一阶层的人中间通行，而要求它在全民中间逐步推广，这都是由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已经为多数人所认识，不用我再在这里多说。我只想提一两件小事情，都是自己的切身经验。五十年前初到北京，有一天是下雨天，一个同住的南方同学出门去。他用他的改良苏州话向停在马路对面的洋车连叫了几声“w¨ngb?jū”（“黄包车”，他以为“车”该说jū），拉车的只是不理他，他不得不回来搬救兵。公寓里一位服务员走出去，只一个字：“chē！”洋车马上过来了。另一件事是我第一次看《红楼梦》的时候，看到史湘云行酒令，拿丫头们开玩笑，说：“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鸭”[a?]头本来不是“丫”[o]头??。其实这样的例子多得很：“有什么福好享？有个豆腐！”“骑驴来的？──不，骑鹿（路）来的。”这些都是普通话里同音而很多方言里不同音的。当然这些都是很小的小事情，不过既然在这些小事情上不会普通话还要遇到困难，在大事情上就更不用说了。
方言地区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练”字。懂得点发音的知识，对于辨别普通话里有而家乡话里没有的音，象zh-，ch-，sh-和z-，c-，s-的分别，n-和l-的分别，-n和-ng的分别，自然有些用处，然而不多多练习，那些生疏的音还是发不好的。至于哪些字该发zh-的音，哪些字该发z-的音，哪些字是n-，哪些字是l-，如此等等，更加非死记多练不可。有时候能从汉字的字形得到点帮助，例如“次、瓷、资、咨、谘、姿、姿”是z-或者c-，“者、猪、诸、煮、箸、著、褚、储、躇”是zh-或者ch-。可是这只是一般的规律，时常会遇到例外，例如“则、厕、侧、测、恻”都是z-或者c-，可是“铡”却是zh-。又如“乍、炸、诈、榨”都是zh-，可是“作、昨、柞、怎”又都是z-，这就更难办了。（这个例子碰巧还是有点规律，凡是a韵的都是zh-，不是a韵的都是z-。）
推广普通话引起怎样对待方言的问题。“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②普通话逐步推广，方言的作用自然跟着缩小。学校里的师生，部队里的战士，铁路和公路上的员工，大中城市的商店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为了实际的需要，都会学会说普通话。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个家庭之内，老一代说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
但是这不等于提倡用方言。比如用方言写小说，演话剧，偶一为之也无所谓，可不必大加推崇，广为赞扬，认为只有用方言才“够味儿”。普通话也是挺够味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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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六世纪末，《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评比当时方音，说：“?n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他主要是讲书面语里的字音，而且不但“参校方俗”，还要“考??古今”，所以他的评价不完全是根据实际形势，但是大概也是符合实际形势的。九世纪的胡曾有《嘲妻家人语音不正》诗：“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却道是天‘因’。”可见那时候也有公认的“正”音。
②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③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
8．文字改革
汉字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吗？
语言是一种工具，文字代表语言，当然更加是一种工具。一种工具要是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就得加以改进或改革。有时候一种文字，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不能很好地代表语言，于是产生改革的需要，在世界文字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情。土耳其文原先用阿拉伯字母，不适合土耳其语的语音结构，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改用拉丁字母。朝鲜和越南原先用汉字，现在都用拼音文字。日本文原先以汉字为主体，搭着用些假名（音节字母），现在以假名为主体，搭着用些汉字。我们现在用的汉字是不是适应现代汉语的情况，能不能满足我们对文字的要求，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文字问题不能脱离语言问题来考虑。在历史上，汉字改革问题一直是汉语文改革问题的一部分。
六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国人民使用语言文字的情况跟现在是不相同的。那时候，一个人从小学会了说本地话，六岁上学读文言书──《论语》、《孟子》或者《国文教科书》，看你进的是哪路学堂，──也学着写文言文。说话和读书各管一方，有些联系，但是很不协调。比如你学了许多汉字，可那只能用来写文言，要用它写本地话就有许多字眼写不出。
一个人要是一辈子不离开家乡，自然不会发生语言问题。可要是上外地去上学，或者去当学徒，或者去做买卖什么的，家乡话就常常不管用了。到哪里得学哪里的话，除非你家乡话跟那里的话差别不大，能凑合。我上的中学是江苏省第五中学，在常州，老师有常州人，有苏州人，有宜兴人，有江阴人，有无锡人，有靖江人，说的话全跟我的家乡丹阳话不一样。头一个星期我上的课全等于没上，一个月之后还有一位动物学老师的话只懂得一半。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国语”，就是后来有了“国语”，也只是在小学生中间闹腾闹腾，社会上一般人很少理会它，因为在吴语区它的作用还赶不上一种方言。比如你到上海去办事，最好是能说上海话，其次是附近几个县的方言。要是说“国语”，连问个路都有困难。
书面交际用文言，可是大家也都看白话小说，全是无师自通。遇到不认识的字，意思好猜，──有时候也猜不出，──字音不知道，也没地方问。我记得在《儿女英雄传》里第一次碰见“旮旯”两个字，意思是懂了，可一直不知道怎么念，──这两个字没法子念半边儿。
这种情况，我小时候是这样，我父亲、我祖父的时候也是这样，大概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大家习惯了，以为是理所当然，想不到这里边会有什么问题，也想不出会有什么跟这不一样的情况。
早就有人主张改革汉字
可是有人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并且拿来跟上面的情况做比较，引起了种种疑问，提出了种种建议。远在宋朝，就有一个人叫邓肃说过，“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故迟。”①明朝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明末学者方以智受它的启发，也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的想法。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接触外国事物更多了，于是兴起了一种切音字运动，卢戆章、蔡锡勇、沈学、朱文熊、王照、劳乃宣等是它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时代是中国经历了二千年封建统治，又遭受了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越来越衰弱，人民越来越困苦，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和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正在先后出现的时代。爱国主义唤起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的注意，从海陆军备而工商实业，而科学技术，而文化教育，认识逐步深入。其中就有人看到西方强国的语文体制跟中国不大相同。他们比较中西语言文字，发现中国有三难，西方国家有三易。中国的三难是：写文章难；认字写字难；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难。西方国家的三易是：写文章容易，因为基本上是写话；认字写字容易，因为只有二三十个字母；不同地区的人说话容易，因为有通行全国的口语。于是他们提出切音字的主张，认为这是开民智、兴科学的关键。最早的切音字运动者卢戆章的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想法，他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这些切音字运动者，有的只是提出一个方案，做了一些宣传，有的也曾开班传授，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成就是很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当时政治形势的限制：象这种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指归的语文改革，在人民自己取得政权以前是很难完全实现的。其次，他们对于语文改革的整个内容，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或者认识不足，或者虽有认识，可是顾虑重重，不敢冲破障碍，提倡彻底改革。语文改革实际上包含三个内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用拼音字代替汉字，推行一种普通话。三者互相关联，而彼此倚赖的情况不尽相同。改用白话文，不一定要用拼音字，也不需要拿普通话的普及做前提，因为有流传的白话作品做范本。推行普通话必须有拼音的工具，但是不一定要推翻文言，可以容许言文不一致的情况继续存在。惟有改用拼音字这件事，却非同时推行普通话和采用白话文不可。否则拼写的是地区性的话，一种著作得有多种版本；另一方面，如果不动摇文言的统治地位，则拼音文字始终只能派低级用场，例如让不识字的人写写家信，记记零用账。这样，拼音字对于汉字就不能限而代之，而只能给它做注音的工具。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恰好是基本上采取了这样一条路线，也就只能收到那么一点效果。二十多年切音字运动的总结是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的一套“注音字母”。
从那时候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期间的变化可大了。白话文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也已经给拼音文字打下了可靠的基础，虽然直到目前为止，它的主要任务还是给汉字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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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引汤金铭《传音快字书后》。
拼音文字的优点超过缺点
为什么现在还不到全面采用拼音文字的时候呢？很显然是因为有些条件还没有具备：拼音的习惯还没有普及，普通话通行的范围还不够广大，拼音文字的正字法还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如此等等。这些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够解决的。另一方面，大家的认识还没有完全一致，这也是事实。大致说来，对于拼音文字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赞成改用拼音文字，有的人还特别热心，恨不得立刻就实行。另一种态度是一方面承认拼音文字在某些方面胜过汉字（例如容易认，容易检索），一方面又觉得在某些方面不如汉字（例如不能区别同音字），疑虑重重，不知道拼音文字究竟能否代替汉字。第三种态度是不赞成拼音文字，或者认为行不通，或者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认为不利于继承文化遗产。现在不妨把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的理由拿来研究一番。
（1）汉字难学（难认，难写，容易写错），拼音字好学（好认，好写，比较不容易写错），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有一种意见，认为拼音不能区别同音字，老要看上下文，带认带猜，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学起来虽然难些，可以一劳永逸，还是值得的。
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拼音文字决不能象汉字的写法，一个个音节分开，一定要分词连写。先学汉字后学拼音的人，总是要在脑子里把拼音字还原成汉字，就觉得它不够明确；一起头就学拼音文字的人，学一个词是一个词，并不会感觉不明确。当然，有混淆可能的同音词仍然需要区别，也是可以想法子区别的。汉字能区别同音字，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是一种便利。可是文字的使用有读和写两个方面。写的时候要在许多同音字里边挑一个，这就成为一种负担了。写错别字不是一直都是语文教学当中最头疼的'问题吗？这是汉字的先天毛病，一天使用汉字，这毛病就一天不得断根。而且一个别字为什么是别字，有时候也叫人想不通，如果你用无成见的眼光去看问题，象六七岁的孩子那样。我家里有个六岁的孩子，学过的汉字不多，有一天写了四个字让我看，是“天下地一”。我告诉他“地”字错了，该写“第”。他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写“地”，我倒给他问住了。是啊，为什么“地”不能兼任“第”的职务呢？“地一个”，“地二个”，“地一千零一个”，在什么上下文里有误会的可能呢？要说不让“地”字兼差吧，为什么“轻轻地”、“慢慢地”里边可以写“地”呢？这可是连读音也不一样啊！怎么能怪孩子们想不通呢？
（2）汉字不跟实际语言保持固定的语音联系。“学而时习之”，孔夫子说起来是某五个字音，现代的曲阜人说起来是另五个字音，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说起来又各自是各自的字音。这就是说，汉字是跟抽象的汉语相联系的，具有一种超时间、超空间的性质。反对拼音文字的人认为这是汉字的优点，改用拼音文字就得不到这种便利，各地方的人就会按照自己的方音来拼写，别的地方的人就看不懂，现在的人写的文章几百年之后的人也要看不懂。至于只会拼音文字的人将要完全不能看古书，因而不能继承文化遗产，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可是说这个话的人对于汉语文的目前使用情况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在从前，写文章得用文言，文言既不能按某一个地方的读音来拼写（别处的人念不懂），更不能按古音来拼写（各地方的人全念不下来），除了用汉字，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有了普通话，拼音文字拼的是普通话，不会有各行其是的问题。不错，普通话还没有普及，可是拼音文字也不是光有一张字母表和几条拼写规则，还要有课本，有词典，可以让不太熟悉普通话的人有个学习的工具。这样，不但是普通话没有普及不妨害使用拼音文字，而且使用拼音文字还可以促进普通话的普及。几百年以后要不要修改拼法，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就是修改，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至于读古书的问题，现在也不是不经过特殊学习就能读古书，将来也无非把学习的时间延长一点儿罢了。而况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读古书总是比较少数的人的事情，古书的精华总是要翻译成现代话的。
总之，汉字、文言、方言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一套工具，拼音字、白话文、普通话也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一套工具。前者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有过丰功伟绩，这是不容埋没的，但是事物有发展，形势有变化，既然后者更能适应当前的需要，让前者功成身退有什么不好呢？
（3）现代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科学技术，无不要求高效率，要求又快又准确。而一切部门的工作里边都包含一部分文字工作，要是文字工作的效率提不高，就要拖后腿。在这件事情上，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高低是显而易见的。拼音文字的单位是字母，数目少，有固定的次序，容易机械化；汉字的单位是字，数目多，没有固定的次序，难于机械化。字母打字比汉字打字快，打字排版比手工排版快，拼音电报比四码电报快，用拼音字编的词典、索引、名单比用汉字编的查起来快，还有一些新技术，象利用穿孔卡片分类、排顺序、做统计，利用电子计算机查文献、做翻译等等，更加是很难甚至不可能用汉字进行的。
（4）现在世界上各种文字都是拼音的，只有汉字是例外，因而在我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我们需要翻译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其他资料，如果用拼音文字，人名、地名可以转写，许多国际通用的术语也可以不翻译。现在用汉字，全得翻译，于是译名统一成为很严重的问题。而且人名、地名用汉字译音，既不准确，又难记忆。科技术语用意译法，对于理解和记忆是有些帮助，可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除了一套汉文术语外，还免不了要记住一套国际术语，成了双重负担，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无影响。又如现在有很多外国朋友，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文化，吸收我国科学技术成果，很想学汉语，可是对汉字望而生畏。外国留学生都说，汉语学起来不难，他们的时间一半以上花在汉字的学习上。
总起来看，在目前的情况下，拼音文字的优点（也就是汉字的缺点）大大超过它的缺点（也就是汉字的优点），而这些缺点是有法子补救的。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中小学的学制缩短一年，或者把学生的水平提高一级，如果由于改用拼音文字而能把文字工作的效率提高一倍到三倍──这些都是很保守的估计──那么，光凭这两项就很值得了。
为拼音化积极准备条件
自然，在实行拼音文字以前，还有许多研究和实验的工作要做，需要积极地做起来；坐下来等待，拼音文字是不会自己到来的。那么，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工作呢？一个工作，可以办些拼音报刊，编写些拼音读物，特别是儿童读物，包括连环画报。现在有些小学生学拼音的成绩很好，可是缺少拼音读物，英雄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拼音文字在正字法方面和词汇规范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编写拼音书刊可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次，可以试试在一般书刊上就一定项目试用拼音代替汉字，例如叹词和象声词。又如外国人名地名，用汉语拼音写，可以从中总结用汉语拼音转写外语的规则。此外还可以多方面扩大汉语拼音的用途，如电报，科技和生产部门的代号和缩写，盲字，教聋哑人“说话”，等等。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那就是思想工作。不但是对反对派要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还要努力争取中间派，消除他们的种种顾虑。有不少人，你要问他对拼音文字的意见，他说，“我承认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可就是如果改用拼音文字，我就要变文盲。”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换个工作单位还要左考虑右考虑呢，何况换一个新的文字工具。可以告诉他，改用拼音文字决不是一个早晨的事情，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即两种文字同时并用的时期，他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不方便，但是变文盲是不会的。
简化汉字只是治标
最后，谈谈简化字。汉字简化是一件好事情。一部分汉字笔划多，形体复杂，写起来麻烦，在群众的笔底下早就纷纷简化了。可是有些字你简你的，我简我的，互不相识，造成混乱，这就不好了。自从1956年公布经过审定的简化字表并分批推行以来，混乱的情况基本上消灭了。是不是所有需要简化的字都已经简化了呢？没有。有些需要简化的字，象新疆的“疆”、西藏的“藏”，因为一时不能确定最好的简化形式，暂时放一放；有些久已在群众中间广泛流行，象“算”简化为“蝶”，“赛”简化为“宀西”，因为一时疏忽，没有列入字表。需要补充简化的字还有相当数目，但是不会还有很多很多了。
有些同志对汉字简化有一种片面的想法，认为简化的字越多越好，笔划越少越好，不但是十笔以上的字全得简成十笔以下，就是原来已在十笔以下的字也要减它一笔两笔。这种想法之所以是片面的，因为只看到文字需要简易，忘了文字也需要清晰，还需要稳定。如果把所有的字都简成十笔以下，势必多数字集中在五笔到十笔，很多字的形象都差不多，辨认起来就费劲了，错认的机会就增多了。更重要的是文字需要相对稳定。1956年以后印的书刊数量很大，如果现在再来一大批简化字，就要相应地产生一大批“新繁体字”，今后的青少年念起那些书来就有一定的困难了。或者让他们学习那些新繁体字，那是浪费人力；或者选一部分书改排重印，那是浪费物力。以后再简化一批，就又产生一批“新新繁体字”，这样折腾下去，什么时候能够稳定下来呢？不断简化论的不足取，道理就在这里。
简化汉字的主要目的是让写字能够快些。写字要快，本来有两条路：可以减少笔划，也可以运用连笔，就是写行书。光是减少笔划，如果还是每一笔都一起一落，也还是快不了多少。事实上我们写字总是带点行书味道的，但是没有经过正规学习，有时候“行”得莫名其妙。是不是可以在学校里教教学生写行书，让大家有个共同的规范，可以互相认识？这里又遇到一个框框，那就是“要使印刷体和手写体一致”。从这个原则出发，就得互相迁就，一方面在简化汉字上搞“草书楷化”，一方面在学校里只教楷书，不教行书。为什么别种文字一般都是既有印刷体又有手写体，大致相似而不完全相同呢？这是因为要求不同：印刷体要求容易分辨，所以有棱有角；手写体要求写起来快，所以连绵不断。如果我们允许手写体和印刷体可以在不失去联系的条件下不完全一致，那么，有些简化字本来是可以不去简化它的。例如“鱼”字的底下，如果书上印成四点，笔底下写成一横，似乎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说来说去，简化汉字只能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管怎样简化，改变不了汉字的本质，仍然是以字为单位，字数以千计，无固定的次序，不能承担现代化文字工具的重任。有些人想在简化汉字上打主意，把字形简到不能再简，把字数减到不能再减，用来代替拼音文字，这恐怕是徒劳的。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得搞拼音文字。（完）
